北京安化楼:共产主义大楼样板工程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大楼里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事实上，大楼设计之初，金诚等工程师的想法是“夫妻俩人舒舒服服地住两居室，孩子长大了就送到单身宿舍去”。

　　史铁生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座北官厅大楼。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金诚回忆，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的集体大食堂生活。这座大楼里有一位叫张瑞祥的老住户，他记得自己的母亲曾经在大食堂工作过，而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妇留给儿子关于大食堂的唯一记忆是，“谁也吃不饱，管分饭的人就像大耗子，把好吃的先偷吃了”。

　　在安化楼里，大食堂最终没有出现，幼儿园也无从办起，只有九层的俱乐部短暂地开过，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公社大楼不是不合理，只是太超前。”金诚曾经这样评判自己当年遵循“大集体、小自由”标准所设计的作品。可是这位老人发现，时间不断推移，按照“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生活”设计的大楼却似乎离快步向前的时代越来越远。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3座公社大楼建成后，曾有几位同事住进了福绥境大楼，但后来就相继搬出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厨房”。

　　而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有时候还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

　　“走路都要这样，就像电视里教的火灾逃生。”徐钦敏弓着背演示，“楼道里的墙全都熏黑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

　　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楼道狭长，做一次饭往往要来去好几趟。老人说，冬天时端着菜从厨房到房间，菜便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同时纪律严明的时代，人们对大厨房生活，并无怨言。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扫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模仿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便又在那儿候着了。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喜欢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门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平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 拍的漂亮照片被烧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括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撕碎了。”徐钦敏回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始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附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

　　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

　　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

　　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允许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离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100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楼道里挤满了旧纸箱、拖把，以及舍不得扔的破家具。原来两辆自行车能并排通过的大楼道，如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错身。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理时，总共从楼道里拉走了100多车垃圾。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100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抱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华国锋的时候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党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党的生日写一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