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化楼:共产主义大楼样板工程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干净。老人们执拗地认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材料是“全中国最好的”。

　　从2003年开始，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

　　“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留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轻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诉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去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本版图片由张嘉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