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里中国错过了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

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说一种宿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当然，这些努力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不是完全无效的，总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迹。真正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努力背后，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天命”，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命不太一样。

传统的“天命”讲皇帝是天命，君权神授那些东西。在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改变历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挽回的。历史的一次扭转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编年史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只要写一句话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写西方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未来五百年之后去写历史，当代史也许只需要几个字去表述，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个未知数。这就是天命，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尽人事，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不会等于零，为什么不会等于零，因为它可能在编年史的竹简当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划痕，这个划痕也许很轻，但是它会留下。

因为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紧扣。古往今来，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人物都在历史中化为烟尘，化为粪土。所以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等于零，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

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义和团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个时段看起来也许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主义，主义都是人为的、强加的，主义多了，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纷争。我看晚清到民初的这段转型，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讲主义，人们所追求的方向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要把中国从古老的帝国带入一个新的民国。

从帝国到民国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抗日战争胜利后就是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目标都很清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主义，主义的纷争都是在社会和平转型的契机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分歧还不是主义的分歧，选择的路不同，但最终要回到一条路上来，条条道路通罗马。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点，那么多成功完成制度转型的国家最终靠的都不是枪杆子。我们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但那种武力都是有限武力，那种暴力也不是绝对暴力，那种暴力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假如说华盛顿的军队跟英国皇家的军队真的要血战，当然也打过几次硬仗，它是耗不起八年的。华盛顿的军队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象征性的武力征战，类似于当年曼德拉要搞“非洲之矛”一样，他不是要打人，而是要打建筑物，他的武力是象征性的，是有具体目标的。我觉得中国人失去了那两次机会之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历史就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