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基于怎样的考虑主张卖掉新疆、西藏、东北、蒙古

“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大概意思就是把新疆卖给俄罗斯，西藏卖给英吉利，要是还嫌钱不够的话，满洲（现在的东三省）、蒙古（包括现在说的内外蒙古）也可以卖掉。

在谭嗣同看来，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属于苦寒之地，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而花费巨额资金驻守，“毫无利于中国”，因此他认为还不如卖给列强，得到钱后用于变法。

在大家印象里，能说出这话的，不是李鸿章，就是汪精卫，无论谁说的，铁定的“大汉奸”、“卖国贼”，从一般人心中的大英雄、革命者，“戊戌六君子”，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嘴里说出，当真令人大跌眼镜。

其实，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据夏孙桐《书孙文正公事》，戊戌变法期间，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问康有为：“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康有为答：“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与谭嗣同的口径如出一辙，不愧同志。还是戊戌年，为张之洞效力的钱恂在北京狂言：“中国决必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

为什么谭、康、钱这些领一时风骚，以爱国图强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会有这么大逆不道的想法？

在笔者看来，应该有以下两方面因素：

一是因为传统观念束缚。当时很多人，特别是汉人知识分子，认为传统中国就是“南七北六十三行省”，40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去掉现在的新疆，西藏，东北和蒙古之外的土地，这和谭嗣同的话一模一样。就连孙中山建立初步建立民国也是以此为口号。

再一个是迫于当时的局势。有人就认为，当时的中国，就好像一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得了各种绝症，要想全都治好不可能，只能截肢，把胳膊大腿扔掉，只保留躯干、大脑。因此，当时的问题，不是中国该怎么保全，而是具体到国内的哪块土地该怎么保全。

不能否认，谭嗣同、钱恂都是血性男儿，爱国之心拳拳、谋国之忠耿耿，因此，人们有必要对他们这样说的背后进行一番审视。

谭嗣同等不是基层上来的官员，而是长期困于书斋，长于图纸作业，不通实务，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十足的宅男，根本不知道外边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国家大事如何操盘。

这就引出了那句老话：“自古愤青多误国！”

“愤青”一词，就其来源本自西方，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外部环境的变迁，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而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人们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而随着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迅速发展，人群的扩大，这一部分具有极端思维的人更容易吸引媒体和民众的目光，而其队伍逐渐壮大，思想日益复杂，并且有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关联的扩大化趋势。现在的愤青，已经不局限于网络之中，更多的人走向街头，表现自己的主张和情绪。

“愤青”并不是现在独有的产物，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有类似“愤青”这样的群体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清流”。

有明确说辞的“清流”是在东汉末年。当时政治黑暗，宦官、外戚交替保持朝政，垄断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 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太学生此举引发了著名的党锢事件。 　　

自此以后，“清流” 就成为封建朝堂上一个政治派别的名称，主要由国子监、翰林院、御史台、给事中等官员构成。他们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指斥宦官，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对朝政有很大的影响力。 　　

从“清流”的构成成分就可以看出，这些人基本都是文人，言官，不太负责具体事物。因此，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和那些督抚、尚书等事务官员有不小的区别。“清流”们以圣人子弟自居，以卫道正风为己任，讲究气节、风骨，强调华裔之别。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持坳过甚，眼高手低，则难免于事无补，最终反而走到危害国家，或者说是祸国殃民的道路上来，特别是在异族入侵，亡国灭种危机之秋。

这一弊端在戊戌变法中也有充分体现，变法之士固然有理想、有热情、有视野，却没有操作能力，缺乏组织团队，经常异想天开，结果必然是壮烈的失败。

这对中国福是祸？设想一下，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上台执政，手执权柄，会不会真的把新疆、西藏卖掉？

也许该为谭嗣同他们庆幸一下了，如果他们真的参与实际操作，将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当然，更应该为中国庆幸。

真的，爱国不是喊口号，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从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为国家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