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移民

换个身份的理由 

王建文，理工出身。电话里，他说，“自己说话和办事都比较刻板”，生怕自己的讲述没有色彩，枉费记者跑一趟。

脖子里挂着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这样出现了。很学者，很IT。

农村里出来，考上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说，“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计划到每一个细节，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按照他的步骤，生活进展到现在，应该要移民了。

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大股东们的尴尬 

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说，“我们这一直很低调”。即便如此，状况还是层出不穷。

坐在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认真，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这当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财务部门拿资料(移民过程中移民目的地国要对移民个人的财产做清楚的了解，细致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管财务的高层对他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王总，办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这样的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文就有点心慌了。其实，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

“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们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会成员们发现，他们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层。现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这一点，他“没想到”。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

他们之所以如此担忧，也在于：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开始办移民了，“对公司影响不好。” 

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担的经济生活。“我2009年办移民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一个项目投资40万加币，这些资金冻结五年，五年后还给我本钱;另一种方式是只要交上12万加币的投资利息，后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认为，后者的资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层都能承担起来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移民加拿大投资额涨为80万加币，一次性利息涨到22万加币。价格翻了一倍。但对于资产上千万的中产而言，这依旧是可以承担的数额。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你们有几个原始股东?几个移民了?”记者问。

面对这个问题，王建文低头笑了笑，不语。过了五六秒钟，他重新组织语言：“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原始股东就那么几个人，只能说，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几个原始股东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东里，有一位朋友给王建文打了电话，“我办成了!”语气很兴奋。接到电话，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说好，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最终让王建文决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记忆里，他的小学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劳动，有时候会去田间，边劳动边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不用背着很沉的书包上学。”

直到到了中学，王建文关于上学的记忆才开始了“学习”这个词。 

“上学，完全是自己主观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好好学习考大学，这样才不会一辈子都种地当农民。”王建文说，这种动力下，学习也是自主的。“心里明白是为自己学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张伟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让孩子在北京读书。”

张伟光想，“自己的企业是科技企业，自己又有很多技术专利，有很多高级职称，按照北京的政策，应该可以申请个技术人才引进什么的，弄个北京户口，方便孩子考学。” 

结果，三年下来，北京户口没弄下来，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张伟光有点着急了。朋友告诉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户口，孩子上学更方便了。”

张伟光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吧?这么简单?比北京户口还好弄?”朋友向张伟光说了“八大诱惑”：高等教育，自然环境，福利，医疗，财产安全…… 

张伟光只记得有一句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要进了医院，连盒饭都是公费的。”从来没去过加拿大的张伟光信了，答复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国籍就回来。”

2003年申请，2004年秋天张伟光就接到了体检通知，移民签证办下来了。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他苦苦办了好几年的北京户口，也下来了。张伟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也很难。在记者面前，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张伟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将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刚接到了移民体检通知。 

余威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让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强烈的原因，也是儿子的变化。

有一年，余威去儿子的学校参加一个交流生的座谈会，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学校的。这个交流会让余威很惊讶，“那些孩子会说一些他们怎么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会说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话。”听在一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儿子，“自我为中心。我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得特别极端了，要是有个日本人坐身边，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样。”

坐在记者对面，余威说起儿子来，自己都不禁打个冷颤。“学习压力也太大了。影响的孩子心态都变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这么丁点大孩子。”

移不走的生意

2011年6月11日，温州滨海大酒店。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在一间装修阔绰的“温州厅”，一排白色的长桌，面对面摆了三十多张座椅。这里正举行一场温州世界侨领的聚餐。 。

同去赴宴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些人中自己是“特殊人”，因为他还是“中国身份”。

曹国荣拿着一杯啤酒，穿梭期间。他习惯倒上满满一杯，无论对方是茅台(600519,股吧)还是干红，一定要劝着双方一杯干为止。一圈下来，他的话头就多了。他是比较早富起来的一批温州商人之一，如今在国内外有七家公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去开发南美洲市场，在秘鲁经营着“秘鲁利玛中国名品中心”。如今，他还是秘鲁温州工商总会的会长。

这个自封为“钻石王老五”的豪爽老板，隔着桌子，左手酒瓶，右手酒杯，一杯啤酒一干而尽。而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虽然是秘鲁的会长，但是常年居住在温州。“国内的生意一直做，发展的也很好啊。”温州利玛集团，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 

和曹国荣一样“移民不移身”的人，在这个宴会上还有很多。

宴会上的移民

请客的人是冯定献，他是德国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也是较早走出去做生意的温州人，如今在德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也是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荣誉主席。

这位长相清瘦、表情谦恭的中年人，干红洒到白衬衣上，腼腆地连连说“不好意思”。他被评价为“侨领界的老好人”，是温州侨领的领头人。这几年，他的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温州，做房地产，办酒店。这家滨海大酒店就是他旗下的资产。 

和多数在场的侨领一样，冯定献在国内过得很舒服。

一方面，在国内的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如鱼得水。再有，他还是温州市的“荣誉市民”，是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和身份在国内的企业家相比，他总是被政府“礼貌接待”，有一定的话语权。

记者和冯定献交谈中，曹国荣凑上来，“我们这些侨领，政府很重视的。每年春节后都摆酒席款待我们。”

“你们是外国人。”记者开玩笑。

“是的。”曹国荣又举起一杯啤酒干掉。

曹国荣的邻座，一位身穿白色西裤的中年人，显得小资得多，一直半杯半杯的红酒喝着。他是美国温州商会的会长陈永坤，是温州企业家中“老大哥”级的人物，出国一二十年，有了美国身份，也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温州，继续做投资。温州最高的世贸大楼就是他投资建造的。

转到桌子对面，到了陈永坤的位置，问起他的生意，“老大哥”含蓄着笑了笑，“早些年到美国，外贸好做，这几年不好做了。”

“相比国内呢?”记者问。

“房地产啊，投资啊，反倒是好做了。来，喝酒。”说着，陈永坤又是半杯红酒入肚。 。

“生活呢?”记者接着问。

“我们全家都在美国啊，我太太常年在那。”端着空杯子，陈永坤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惊讶，回答也带着些不屑，“当然在国外。” 

生意在国内，家庭在国外，这是目前诸多温州侨领们的选择。即使拿个国籍，拿个绿卡，依然不放弃国内生意。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市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2009年，曾经被疯炒起来的迪拜投资房地产，今年以来，相对安静了。坐在记者身边的陈志远，相对沉默，每道新菜上来，他总是先吃光自己盘子的美味，然后再端起酒杯，边聊边喝。

陈志远好几年前就到了迪拜，那时正是迪拜房地产投资苗头正旺的时候，他在迪拜做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做一些房地产的代理服务。2009年，迪拜一火，他成了当地接待温州商人前去投资的“地主”。去年开始，他在国内的时间多起来，因为迪拜炒房热降温了。 

周德文，这位“特殊人士”，穿行其间，觥筹交错，心情不错。他被认为是“企业家们的精神领袖”，是比较敢说话的学者型活动家，企业家们的聚会少不了叫上他。

周德文的确说了“很多企业家心里的话”。记者去过他的办公室，每天人来人往，密密麻麻，平均二十分钟接见一批客人，周末不休息。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也总有企业家找他去诉苦，也有人和他讨论移民的事情。周德文从不反对移民，他甚至还会建议他们移民。“对他们而言，可以继续在国内发展，又多了个余地。脚踩两只船，对企业家来说心里会更踏实。主要是这个原因。”

周德文端起一杯黄瓜汁，换换口味，“你看，今天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了，但是依旧在国内发展。” 

移民不移身，已经是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