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生与四家左报 ---内幕之五
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这话去看《文汇报》的从业人员，真是恰如其分，别看香港文汇报是一张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报纸，但它的人员构成则五花八
门，威震天下，有的是地道的港人，有人是后来移居香港的大陆人，更多的是临时从内地或世界其它地方选派的神秘人物，比如副社长刘永碧的先生是宣传部副部长
刘芳安，副总编张卿云的太太是副部长周珊珊，北京办事处的记者滕越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公关部的杜明明是杜导正之女，主笔何亮亮之父是
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为，海南办主任林刚的太太是作家蒋子丹，上海办副主任吴菲的先生是著名作家陈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由于我的出身和背景平平淡淡，
《文汇报》的高层领导不可能真心信任我，故他们不会在大会上和私下里透露更机密的东西，多年来我对核心层的人员详情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作为共
产党设在香港的外宣阵地的特点，则决定了他的领导人必须和中共上层保持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上层主要是指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我1994年初至2000年底，这段期间，我印象中是张浚生在主持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也是宣传部和报馆的 顶头上司，中共在港沿用内地的管理模式，禁锢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这令我首先感到震惊，后来渐渐地随着见识的增 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文汇报》工作的人，不论来自何方，不论处于什麽位置，都仅仅把工作当成一碗饭，未必每个人都赞成文汇报的“党八股”，假大空， 只有“六四”时期除外。那时，编辑记者的人格是统一的：同情学生，推进民主，大家拧成了一股绳，都把《文汇报》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做。 而后来呢，人们看到了政治人物的升降起伏，一党执政的丑恶和残酷，也意识到了文人的渺小和卑微，对国家民主化的前程心灰意冷。于是，我发现，《文汇 报》的员工回避敏感话题，特别是领导层从不向员工深谈报纸的背景和历史，更掩盖中共中央宣传部遥控他的实质问题，当然，没有任何人细谈过“六四”时期《文 汇报》的黄金岁月。每个员工都把广告，发行，出版，印务，公关等当成第一要务来抓，而新闻则按照中南海的声音附和，具体部门是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而各 地的设在宣传部的外宣办，则对文汇报的基层办事处或记者站起监控作用，但总体上来讲，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作用举足轻重，副社长张浚生的角色尤为显眼，在一般 的情况下，中央的指示精神是通过他代为传达的。 我见过张浚生不过几面，没有单独谈过话，他可能对我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我记得刘永碧曾把我介绍给他，他说，东北人都高高大大的！实际上，我是东北人 里的矮个子！不过，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认真地听过他许多次讲话，应当讲，他的外在形象和口才都不错！总的感觉是，用“鸡蛋掉在油锅里”形容他的言谈 举止，可能最为恰当，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他领导中共对香港的宣传工作，我看很合适，因为他很油滑，能随机应变，口若悬河，八面玲珑！但细听他的演讲， 可知大都是诡辩，其内容由上级而定，他像一个中共设在香港的新闻发言人。他自己说，他在香港过马路有时闯红灯，被媒体批评过，以表明英国人盯着他，我想， 在讲话方面，他是不会闯共产党的红灯的，他总是鹦鹉学舌，而《文汇报》则是他领导下的鹦鹉群！ 1997年香港《文汇报》举办五十周年庆典，我有幸参与，在一次豪华的宴席上，第一次见到了原《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以前我读过许家屯的回忆录，故 对其十分敬仰，宴席上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他也应邀入席，这表明共产党比过去有点进步，对“六四”“开天窗”起义的老报人李子诵还手下留情，但《文汇报》 的领导谁也不和他搭腔，而且，张浚生对他十分冷淡，虽然，他们被安排同桌吃饭，但形同路人，几乎大家都不和李子诵亲近，只有我主动要求与其合影，我认为他 是香港新闻界的一条汉子！新闻记者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文汇报》许多同仁身上已经死了，但还藏在他身上，尽管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但他头脑清醒， 目光深邃，我知道张浚生和张云枫与他有隔阂，显然与“六四”事件有关，这个疙瘩结了这麽久，已是无解，使当时的气氛很尴尬，我深感悲哀，一时语塞。 实际上，中共亏对老革命李子诵，据说，《文汇报》1947年注册时，主要是以地下党员李子诵的名义申办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创办《文汇报》，《大 公报》，《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等四家媒体，其初衷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他们不太自信，一是担心英国政府的打压，二是媒体竞争的残酷性，可能会使它 们夭折，故当时多注册了一些，以为优胜劣汰，能活下来一两家就行了，但不料香港风水特别好，四家都存活了，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到了如今，四家国企，各养一 大批人，均被允许在大陆发行，同是共产党输血供养，同是党中央的宣传喉舌，同拉大陆的广告生意，却内斗不止，自相残杀，恶性竞争，大概张浚生最头疼的事就 是平衡这几家左报内部的纷争了！ 滑稽可笑的是，《文汇报》伊开会，社长总编就自我吹嘘说，自身是中央认可的政治性大报，他们是政治家办报，但《大公报》对此不以为然，则强调历史悠 久，也是政治大报，他们才是党的忠诚的喉舌，真正的政治家，而体现在报社领导人身上，则是讲级别，排场，物质待遇，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大家争吵不休，互 相告状，纷纷争宠，闹出很多荒唐的故事，张浚生不胜其烦。但张社长也会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到《文汇报》讲话，强调《文汇报》的独特性，到《大 公报》作指示，再讲《大公报》的重要性，反正每个媒体的老总都敬着他！逢年过节有好事，请客送礼，迎送往来，都有他的大份子！ 《大公报》驻深圳的一位记者告诉我，王某某原为山东局级干部，但到香港《大公报》当一把手后最敢干，他经常去深圳开会，每每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 房，吃喝玩乐，十分腐败。《文汇报》的领导对此心里不平衡，也去攀比，但刘永碧，张云枫到东北，还没有这麽奢华过，较之王某某还有点自律。只记得1994 年11月，刘永碧在大连的确和王社长攀比过礼遇，她说，《大公报》的王社长到大连，市领导薄熙来，曹伯纯均出面接见他，那麽，她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安排。她 不知道自己是副职，曹书记有理由拒绝见她，但见了她并盛情款待，是破格礼遇。总之，上行下效，张浚生和左报的领导们，都过于追求物质待遇和满足虚荣心，对 记者的天职和民间疾苦则漠然待之。这当然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如果没有一党执政，没有新闻封锁和“一国两制”，就他们这些人能力来说，自己拿钱办报， 能不能喝西北风，都是一个问题！ 两刘龙虎斗，下属无所适从 我在《文汇报》工作的那几年，常有机会和社长，总编见面，但彼此没有深入的了解，张云枫给我一种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印象，而刘再明呢，则有点诗人 般的动辄信口开河的激情，据说他以前是《南方日报》总编辑，很有办报经验，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被中共驯服了的文人，而秘密武器就是恐吓与收买，不论总 编，还是社长，他们都是被历次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苦胆的人，为了保住共产党所给予的优厚物质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言论自由的原则，虽然，他们心里可能也有不 满，但行动上只是顺从。此外，我接触最多的是副社长刘永碧，因为她具体负责外联工作，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与我跑熟了，也相处不错，但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 人，其过人之处是讲原则，从不感情用事，她从不与我谈论社委会决策的任何问题，但她和刘再明的矛盾却越来越表面化了，以致两人经常发生冲突，令下级十分尴 尬。 有一次，在深圳开会，中午吃过饭，我和海南办的主任林某同处一室，我们都正在午睡，忽然被吵闹声惊醒，我翻身下地推门看到杨某急匆匆地走过来，她刚 离开了一个房间，据说，他们当领导的太忙，牺牲了午休时间开会讨论问题，结果，刘永碧和刘再明争吵起来，竟拍了桌子，刘永碧是女强人，凡事要拔尖，刘再明 是总编，也不甘示弱，她们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竟为了某项人事任命各持己见，最后闹翻了脸，刘永碧还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但刘再明已气愤地拂袖而去，别 人拉都拉不住。我生性爱凑热闹，想过去看个究竟，广告部经理杨某说，你赶快离开吧，最好别看领导吵架，这对你不好！。。。。。我遵命了，但他们的摩擦绝非 一日，也不止一次，所以，也回避不了，《文汇报》盛传“二刘”龙虎斗，斗个不休！ 2000年上半年，情况有些不妙，刘永碧可能受到上级的压力，与陈桂雄找我谈话，问：你在香港给某报发稿了吗？我知道，为《前哨》供稿的事，尽管用 了笔名，也难免走漏风声，心里忐忑不安，我誓口否认，刘永碧说，没这事就好！我看出她一直对我很期重，也不忍心辞退我。但5月份风云突变，我最后一次去香 港开会，也第一次主动要求与刘再明私下谈话，却很不投机。明显看出，他把对刘永碧的不满转嫁到了我的身上，仿佛我是通过后门打通了刘永碧的关系进了《文汇 报》的，我感到委屈，便向他作了解释，我还告诉他，我1991年还在深圳写信给他求职呢，他好像不相信，他说没看到这封信，我说《文汇报》办公室给我一封 加盖公章的打印信函，说没有在东北建站的计划。。。。。。后来，我才知道，《文汇报》很多事由办公室主任刘伟昌私下做主，他是一个喜欢把领导架空的人！我 为刘再明不能公正地对待我而遗憾，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再后来，刘永碧带领刘伟昌，陈桂雄赶到大连，在大连国安局拘捕我之前，先以东北办迁往省会城市沈阳为幌子，把我辞退了。这样做是为了撇清《文汇报》 与我的关系，以便下一步薄熙来放心地整我，但我还蒙在鼓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汽车，电脑，账本等物品如数上缴之后，刘伟昌把我的同事留在另一房间“策 反”，刘永碧坐在办事处外间的皮沙发上，忽然浑身抖动，头发凌乱，无声地哭了起来，我把纸巾递给她，她擦了一阵子眼泪，但怎麽也止不住，我苦笑了：别难 过！你可以再聘其他人，为什麽要这样？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后来，我在狱中把这一情节回想了无数遍，我想，她可能知道我将被捕，但她不敢告诉 我，又知道我是个书生，她不忍心！如果她透露给我，凭我的关系，就能躲到一个薄熙来找不到的小地方，藏它几年，等平安无事再回来，但我不幸，我没有陈建平 和鲁平的那种关系和运气啊！。。。。。。2006年初，我获释了，主动打电话给刘永碧，她还是那麽快言快语，我想问她，假如她与刘再明没有矛盾，都一起保 护我，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刘永碧说，没办法，你知道《文汇报》的情况，你爱人打电话求助于我，唉！我实在是帮不了你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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