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平去职之谜 ---内幕之二(1)
对于香港人来说，陈建平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藏在香港特首身后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经常和董建华，曾蔭权的大名一起出现在媒体上。据2003年3月 30日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说，行政长官办公室近日公布，提升陈建平为行政长官高級特別助理，由4月1日起生效。他的职务是负责与内地政府和組织的联系， 並且就行政长官与社区团体和各界组织联系事宜进行研究，以及提供意见。特首办指出，加強与内地的合作，是第二届特区政府的一项重点施政任务，行政长官办公 室所涉及這方面工作的范围更广和责任更繁重。这一消息发表时，我还在狱中苦度铁窗生涯，直到2009年我来到加拿大，才在互联网上读到，大概没有谁会像我 这样细心地把这篇不过百字的小稿反复琢磨了几遍，我感到惊讶，因为作为一个和陈建平打过交道，又同样曾是《文汇报》记者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对中共 严密操控下，在港生存的一张共产党的机关报来讲，是异乎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最初的印象 我是在90年代初认识陈建平的，大约是在1993年底，即《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和王伯遥在深圳约见我之后不久，虽然他们已决定聘请我，但对我独当 一面的能力还心里没底，故要我先挂靠在《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名下，开展东北办的筹备工作，确切地讲，是收拾关齐云亡命天涯后留下的烂摊子，好在，这一 切并不牵扯到我个人，但结果并非如此，俗话讲：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由于关齐云的犯罪行为，影响了陈建平对我最初的信任，尽管他和我握手时连说了三个 “你好”，语序很快，声音很响，但他的手握得不紧，我感到了隔阂和戒备，他随口讲出了我给刘永碧写信的内容，使我明白了他在香港《文汇报》的地位。毫无疑 问，当时《文汇报》在内地共有驻北京，广州，深圳等10个办事处，他所执掌的权力和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北京办是举足轻重的，虽然广告额不如广州办搞得那 麽多，但它的新闻报道任务却是异常繁重，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在中共官员领导的《文汇报》内，能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的，非他莫属。 陈建平是在北京饭店接见我的，先是在他们设在该饭店的一个大办公室里简短交谈，他说，他欢迎我加入北京办，东北地区的报道以前不多，他听说环渤海圈 的省市正形成一个对外开放的新经济联合体，不论新闻，还是广告，《文汇报》都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为他熟知东北的情况而诧异和高兴，他还说，日本在大连建立 了许多合资或独资企业，可以多做文章，他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的回答令他失望。因为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从1966年我10岁时到1978年上大学之前， 可以说，我一直处于失学与失业的可悲状态，我怎麽能懂日语呢？我连英语都讲不好啊，我惭愧地说。他笑了，似乎对我很不理解，但表示能够包容，他还介绍我认 识了年过半百的广告业务员张丽蓉大姐和戴某小姐，她们称我为姜维平先生，这种称呼对地方口音很重的大连人来说，是十分新鲜的。接着他又盛情地邀请我到北京 饭店的高档餐厅吃饭，由他的得力助手，负责广告业务的北京办员工戴某陪同，这当然是表明，以后他会很忙，小事会由她指导我，也是暗示我，可以通过戴某给 《文汇报》多介绍广告客户。《文汇报》聘请我，主要是为了拉广告，而不是做新闻报道，这一点几乎是每个国内媒体领导的通病。但我并不认同。故戴某的表现令 我印象深刻。他当时30多岁，长得并不太漂亮，但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对陈主任交办的各项任务都特别重视，她跑前跑后，十分殷勤，百问不厌，无可挑剔。我 那时对香港媒体一无所知，对《文汇报》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疑问，陈建平和戴某都耐心地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但唯独回避了关齐云经济犯罪携款遣逃的事情，使 我迷惑不解。 那天，在北京饭店，我仔细地端量了陈建平，他是广东人，标准的精明相，个头矮小，身体瘦弱，仿佛一股大风来了就能把他吹倒，但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并不 柔弱的，而且非常有心计谋略的人，他具有超人的判断力和凝聚力以及思维的定力，无疑地他是一个敏感的合格记者，但在中共的新闻体制下，他又不得不成了一位 善于拉广告的生意人，这是由香港《文汇报》的性质所决定的。每个驻内地办站主任都逃不出这一命运！ 另外，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文汇报》家大业大的派头和排场，它仅仅是一张港报，却在首都北京最豪华，地点最便利的地方办公，虽然仅有一个大套间，但 一年计算下来，也是租金价格不菲啊，我看到他们办公室的设备和用品以及陈建平与戴某两人的着装，想到新华社大连支社和《大连日报》的寒酸相，心中愕然，毕 竟是香港的报纸啊！真是多大的生意，多大的排场，而且排场越大，人家越能把你看重！{后来才知道，他们租酒店不用花钱，是用报纸版面换来的，《文汇报》把 这种经营模式叫作“对数”} 我很庆幸，有机会摆脱传统媒体的束缚，走进一个新的领域，见见世面，干一番大事业，但我初次与陈建平相识，讲话不多，只是带着耳朵听，我真的渴望跳 出辽宁，到北京去跟他们做新闻，但显然这与总社聘用我做东北办负责人的目标不一致，故我们第一次的谈话，并没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总是要另寻领域的，这不 是雄心使然，而是重任在肩，奉命行事，我们彼此都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故此，他对我略显矝持，此后我回到大连不久，和他还通过一两次电话，戴某给了我他 住处的号码。他那时在广州，她妈妈先接的电话，又转给了他，但通话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妈妈的声音特别地甜美，或许是我过早地失去了母爱，才音犹在 耳，刻骨铭心！。。。。。。但那时，我已经与新调进《文汇报》的驻海南办事处的林刚一起，写了大量的短新闻稿件，一时间占领了它的“中国新闻”版，并承办 了大笔的广告，这促使社长早下决心，把东北办正式建立起来，我也尽快从北京办出走自立，因此，我和陈建平分手了，由同事，下级，变成了平级，虽然，我是小 办事处的头头，他是大哥大，但我雄心勃勃，很想在《文汇报》干出点名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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