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平的爱将 90年代初期，香港还没回归前，内地的人，尤其是东北人，信息相当闭塞落后，对《文汇报》所知甚少，但对《大公报》略知一二，甚至连新闻界的人，也 误认为香港只有一张报纸：《大公报》。1993年初，《大公报》领风气之先，在东北长春成立了第一个记者站，由邵干当领导，他在《大连开发区报》首次刊登 招聘广告，我欣喜地写信应聘。但他回信说已录用了孙玉光，不能再增加人手了。他了解了我的资历后，很是遗憾，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至今我还保留着。 后来，我去办《文汇报》注册手续的时候，第一关是市政府外经贸委，负责立项的女士看了我的材料后，大惊失色，竟慌慌张张地赶去报案，说是有个香港的反动报 纸派人要在大连注册，要建一个搜集情报的点，怀疑我是海外的国民党特务！。。。。。。她认为，除了《大公报》是党办的，其它统统是反动刊物，于是百般刁 难，我就找《大连日报》负责外经贸工作报道的记者王梅帮忙，又找宣传部外宣处长王志强协助，才最终历时一个多月，盖齐了八九个印章，领到了《首席代表证》 和工商局颁发的外企常驻大连分支机构的《营业许可证》，由此可见，当时《文汇报》东北办的创办落脚是多麽地不易！ 陈建平与我不同，他身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原本就有众多外国媒体常驻记者，各级官员见得世面很多，对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商 报》等三家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纸并不陌生，因为北京的各大星级酒店和外企大都有这些报纸的常年订户。而且连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苹果日报》也 能看到。问题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总是一方面，希望港报吹捧他们，一方面，又不断地做与普世价值相左的坏事，便经常打压批评他们的媒体，这就使他们陷入 了自身的巨大矛盾之中，当《文汇报》等左报与他们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给予资金支持，反之，就给予严厉的批评或打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轻则撤职，辞退，重 则拘捕，监禁，比如罗孚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据我所知，“六四”之后，中共从反面吸取教训，在选派《文汇报》驻京办领导方面狠下了工夫，经过精心考核，任命了陈建平为主任，因为第一，他是中共 党员，第二，他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是处级干部，第三，他做记者的综合能力比较强，第四，他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很有私交，这最后一点尤为重要。鲁平与北京 中南海的上层关系非同一般，他在处理回归前的香港事务方面，深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赏识，所以，在香港出版的《文汇报》首先必须得到此人的支持，才能为共产 党呼风唤雨，大造舆论，因此北京办事处主任陈建平，可能最初调进报馆，在《文汇报》的位置和作用，并不是特别重要，随着他多年在京城八面威风的工作，不仅 为报社撰写了大量的稿件，而且积累了广深的人脉关系，甚至直通中南海，这就使远离北京的香港总社的社长，总编等人都敬他三分，一来，这些领导的任命来自上 级，他们名义上归国务院新闻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直管，其实，谁在中南海有后台，谁就说了算，而北京办事处主任最有这个游说的便利条件。他的言语对社 委会的人事任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陈建平在《文汇报》很是风光了几年，对此我知道的只是皮毛，而且94年我正式进入《文汇报》之时，陈建平的影 响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从此而衰！其鼎盛的故事可举一例，《文汇报》一位领导告诉我，陈的太太身患绝症，曾由某人介绍，从北京搭飞机去英国伦敦某医 院求医，此飞机竟是专机。多年来，我一直不相信一个记者会有如此大的神通，我则倾向于另一种说法，他可能搭乘的是某领导人去伦敦公干的专机。既便如此，也 足以说明陈兄的能量之大！ 从陈建平对李肇星的评价，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据报道，迄今为止，李肇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20位发言人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从1985年开 始，到1990年，整整5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而此间他和陈建平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李肇星一度还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外 交部发言人。他总是把一些重要新闻事先透露给陈建平，再通给香港《文汇报》影响整个世界。后来，作为中共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组织者，李肇星 在中外媒体记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国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能以一个让人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交往 就像朋友。这实际上，是陈建平个人的并不全面的感受，只能说明他和李肇星是好朋友而已。 不仅如此，除了与鲁平，李肇星等有私交之外，陈建平还与香港很多亲共的亿万富豪以及国内的大老板关系密切，特别是一些中资机构派驻香港的各种名义的 企业，办事处，分公司领导等来往频繁，故他的人脉资源，在左报记者当中并不多见。所以，我到《文汇报》之初，陈建平在10个办事处主任当中，给它人一种鹤 立鸡群的感觉。他不把类似我这样的来自基层的小主任放在眼里，故许多办站领导对他颇有微词，但社长张云枫谈起他时，都以“建平”相称，显得非常亲切。这一 切，一方面给他日后担任香港特首的助理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已与大家产生了隔阂。而往往值此之时，春风得意，无暇旁顾，灾难就会静悄悄地走来。 大约在1994年，陈建平就是这样遇到了人生的“拐点”。这种突发事件，颇为类似我入狱前的1999年底与2000初。只是他比我走运而已。 报道闯祸 人们常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共就是这样的庸人群体，原本，只要是媒体，不论是什麽背景，无论谁是老板，只要推上市场，没有一个不应和读者 口味的，换句话说，必须要抓新闻，尤其要抓老百姓感兴趣的东西，这样的稿件才能吸引读者，卖得出去。《文汇报》也不得不如此，偏偏那时，邓小平重病在身， 老态龙钟，他最后一次集体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14大闭幕之后，看上去他明显地衰老了，因此，直到1996年去世之前，海外不断有媒体拿他的健康说 事，为了对外辟谣，也为了表示《文汇报》的权威性，或显得陈建平消息灵通，有一次，刘华清陪同邓小平在青岛或威海观看海上军事演习，此事被《文汇报》以几 百字的篇幅披露了，这当然石破天惊！如果在西方，国家领导人整天都在电视上，他出行做事，谁爱报谁报，领导人不敢放一个屁，因为他是老百姓投票选举的，唯 有中国不行，那些深藏中南海皇宫的老人都把自已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打个喷嚏也成了国家机密！ 陈建平没想到喝凉水塞了牙，他使《文汇报》闯了大祸。据说邓小平，江泽民震怒！国安部把这篇报道称为“严重的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不仅要追究社委 会的责任，而且要立即拘捕记者陈建平。北京办事处记者一位知情者在1999年10月，即我去加拿大度假之前向我描述说，国安部的特工兴师动众地赶到了《文 汇报》新址，那时《文汇报》已不在北京饭店办公，其投巨资购买了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85号的京宝大厦418室办公，警车对着它的窗户，就停靠在马路 边上。幸亏那天陈建平外出开会，恰好不在房间，并且第一时间得到了拘捕他的消息，他立即坐上飞机，跑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去了，不知藏在哪家酒店，反正连张社 长都找不到他的影子。假如他当时被抓住了，进了法律程序，如再释放就很困难，中国的事儿就是这样，因为那时邓小平还有一口气，江泽民看他快死了，不想让别 人以为他还能影响政局！这真是《文汇报》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不但没受表扬，还倒了大霉！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立即《文汇报》高层干部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责任推到陈建平一个人身上，要抓要判，他自身负责，这颇为类似我坐牢之前的情况：文 汇报声明我已离职，并不承认我批评马向东的新闻稿是首先在党报透露的。陈建平还不错，《文汇报》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组织处理，事情就有了重大转机。最可笑 的是，以前与陈建平是铁哥们的《文汇报》办公室主任刘某昌，在接到陈从内蒙打来的求助电话后，不是积极想办法救他，而是落井下石，第一个跑去向上级报告他 的行踪，并积极参与对其的整肃，幸亏那时电话监听的技术还没有达到卫星定位的水平，否则，陈建平与我一样，难免牢狱之灾！刘某昌之流的忘恩负义之举，在我 刚到《文汇报》工作之时，私下颇为流传，但他满不在乎。这时，反倒是香港《文汇报》老前辈刘锐绍在“美国之音”节目中为陈建平的新闻报道辩护，认为报道军 事演习是正常之事，不应当受到打压。他比指责别人是“敌对势力”的那些《文汇报》领导还有人情味和正义感！我当时在深夜收听了这一节目，禁不住感叹唏嘘。 人生是多麽变化无常啊！ 记得，我有一次去香港开会，见到了来自北京办事处的戴某，也就是当年围着陈建平团团转的那个女人，我很关切地问他建平的情况，虽然我与他只见过一 面，但我为未能回请他而深感惭愧。我说建平没事了吧？！不料戴某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就这麽一句，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他，如同关齐云一样，我立即产 生了一种兔死狐悲的失落感，我对我的一个同事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种事，也会这样吗？。。。。。。后来证明，《文汇报》内部的员工，如此薄情和冷漠的人 不少！ 现在回想，陈建平真是太幸运了，在我入狱前，已有《明报》记者席杨等多人报道闯祸，因言获罪，其罪名无一不是所谓的“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陈 建平多亏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等高官千方百计地保驾护航，他本人又精明地在远离京城的外地躲了半年，直到一切都摆平了，他才灰头土脸地出来协调，但《文 汇报》在上级的压力下，做了集体检讨，把陈建平辞退了，但为了虚伪的面子，如同对待我一样，让陈建平写了主动离职的申请，从此《文汇报》与他撇清了关系。 刘永碧亲自跑到北京代理了办事处主任，直到曾书万上任才回香港。听说，《文汇报》还为陈建平带走自驾的汽车而恼怒，在它的归属问题上，陈建平与港馆发生了 分歧与争执，后来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的。反正双方很不愉快。大概《文汇报》如能预料日后他能随董建华高升当特助，就会慷慨大度一些吧！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建平，大约是在1999年，地点竟是香港北角的殡仪馆，《文汇报》财经新闻部的主任陈坚明在美国采访期间心脏病发作，忽然猝死，其 出殡时刚好我在香港，虽与其只见过两面，但他的两撇小胡子和蹩脚的国语令我难忘。我赶去为其送行，不料在追思会上，竟看到了陈建平，他匆匆地赶来向老同事 鞠躬道别，没有一个《文汇报》的领导主动和他打招呼，仿佛不认识他一样。我挤在一个角落里，黯然神伤，因那天人太多，行动不便，已无法和他寒暄。可见，他 还是一个很珍惜情义的人。这或许才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上特助，令《文汇报》尴尬 人生真是难料，谁也想不到，被《文汇报》冷落了几年的北京办事处主任陈建平，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忽然名子登上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官的行列。 1997年，他出任特首董建华的特别助理。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默默运筹了许久，他先是参加了由邵友保等港商搞得“香港明天更美好基金会”的活动，和资 金雄厚的香港大财团交往很好，又通过以前中南海的老关系，把自已推荐给了董建华，据说，这使《文汇报》非常尴尬，最初他离职时，谁也想不到陈建平还有今 天，要知道，特助是新闻信息最灵通的人士，作为一张港报，多麽需要他的支持啊。可惜，由于“六四”以后《文汇报》的领导层，已经没有了敢于“开天窗”的李 子诵式的人物，剩下的人已被吓破了胆，他们失去了远见，在陈建平的问题上吃了大苍蝇，所以2000年底之前，香港很多报纸都披露了特助陈建平的年薪，以满 足读者口味，唯有《文汇报》装聋作哑，令人匪夷所思。 据黑龙江新闻界知情人士披露，每年冬天，陈建平都会约上香港风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一同到哈尔滨观赏冰灯和滑雪，但他见到新朋旧友从来不提《文汇报》 一个字，如果谁谈及《文汇报》，他也沉默不语，但很多人都知道他过去是北京办事处主任，1994年，在我接任东北办首席代表以前，黑龙江省的新闻，是他的 报道范围，他每年都到这里参加由哈尔滨政府举办的冰雪节开幕式。他之所以不对《文汇报》评价，是因为心灵受伤之深使然，以致语言难以形容其感受。一个堂堂 的北办主任，不仅为报社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办理优惠政策手续，购买了新的房产，彻底告别了《文汇报》驻京办寄人篱下的历史，而且为社长总编等人办成了无 数件好事，其中有的受惠于组织，有的得益于个人，或二者兼之，比如，江泽民的心腹是滕文生，他的儿子滕某即被陈建平调入办事处工作，等等，还不算每年编发 的吹捧共产党的数百篇文章，为党的喉舌承办的上千万的广告款，只因一篇巴掌大的小稿，《文汇报》就与他翻脸了，确切地讲，是共产党对他翻脸不认人！我想， 一方面他看透了这件事的本质，很是伤心，一方面又要继续享受经济繁荣的物质生活，很是无奈，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憋着一股劲拼命干，才爬上了香港特助 的位置吧！ 据香港新闻界朋友透露，最初《文汇报》高层不好意思找他办事，以为董建华任期满了，他或许就离职了，但不料，到了曾蔭权时代，他不但保留了特助职 务，而且还官升一级，继续成为新的特首的“政治设计师”，据报道，香港特別行政区新任行政長官曾蔭权6月24日在北京宣誓就职，在先后与总理溫家宝和国家 主席胡锦涛的会面中，留給香港市民最深的印象是，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中央的信任”。在北京期间，这句话，他前后讲了几遍。而且，6月23日中 午当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他走出机舱，一路小跑前去与接机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握手。 香港媒体指责曾蔭权如此表現说，到底是他本人要向北京高层表现出谦卑和忠诚，或是他的助手給他的建议？曾蔭权此次上京，隨行人员中包括被认为是其“政治化 妝师”的行政长官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这位董建華留下來的“老臣”，由于其具原大陆官方背景，相信是曾蔭权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故问，少不了也教了他上述与 中央领导人接触的“招数” 。我不敢断定这是陈健平的点子，但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赞同曾蔭权这样做，因为陈建平虽然受到《文汇报》的冷落，也险些坐牢，但他毕竟化险为夷，他依然 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故他对《文汇报》是爱恨交加，他既知道该报的党八股德行，也需要共产党的喉舌为特区政府唱赞歌，所以，他们都是同样尴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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