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与中共高官——内幕之三
 左，文汇报副社长刘永碧，中，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右，姜维平，1998年摄 沙发事件 我自报家门，应聘进入香港《文汇报》之时，正赶上一个绝好的难得机会，刘永碧的先生刘芳安，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宣传部副部长，她调入《文汇报》任副总编，负责对外联络，主要是内地办站业务，她急需我这样没有任何人事背景的雇员，为她分管的工作锦上添花，而且，她原和先生均在新华社比利时分社当驻外记者，我也在新华社辽宁分社短期工作过，故她相信我的能力，但实际上，《文汇报》内地办站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该媒体和《大公报》等可以在内地出版发行的特权，不遗余力地拉广告，筹集对外宣传的活动经费。最初，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个目的。我的理解是，《文汇报》很有经济实力，只不过对我还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才让我个人先垫付费用，把办事处建立起来的，我大概预先支付了5万元左右。主要是使用大连税务局属下的唐山街宾馆一个房间的租金，和电话费，交通费，以及办理营业手续，购买办公用品费，等等，后来大约在1994年底，《文汇报》委派发行部的刘史鸣，编辑部的何亮亮先后把钱归还了我。{那时，何亮亮还没去凤凰卫视任评论员，他在《文汇报》任主笔，我听说他是著名散文家何为的儿子，很是敬佩} 1994年11月，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大连考察，见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并赶到我的家里，探望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才彻底地放心了。回去不久，就由总社投资了60多万元，购买了奥迪房车，复印机，打字机，传真机，手机等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奢华，我聘请了专职司机，又学会了驾驶，单单奥迪100型轿车，就支付了30多万元，这是当时大连所有外地驻连记者站里最好的座驾，并且还挂着黑色牌照，即外商驻连企业的标志，我充满了自信，打算在新闻报道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于是，我通常连周末也不休息，拼命地工作，我记得最初半年，几乎每天《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都有我撰写或编发的稿件，那时，外商对大连很感兴趣，大连内地企业纷纷对外招商，故各种新闻发布会或洽谈会很多，我忙得不亦乐乎，但《文汇报》并不满意，后来，我听广告部的经理杨某敏说，刘永碧从大连回到报社后，立即主持召开了社委会，决定先大举投资，但一年内要给我施加压力，尽快通过拉广告，收回投资，这使我颇为不快，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做，但那时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把宣传报道和广告联系在一起，记者和业务员融为一体，这样做虽不令人奇怪，但并非我的情愿。就我个人来讲，我的特长是做记者，而不是做生意，如果为了赚钱，我就在深圳下海了，没有必要再到《文汇报》求职。 然而，报馆不这样想，在1995年初，《文汇报》的主要领导给刘永碧施加了压力，对刚成立的仅有两人的东北办，下达了营业额100万元的广告指标，我深感难过，一方面要采写新闻报道，一方面还要承担广告任务，事无巨细，都要认真面对，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患上了萎缩性胃炎，但刘永碧对我并不满意，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通过“沙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 有一天，她亲自打电话指示我，为了节省费用，要把北京办事处搬家淘汰的几件沙发给我们，并让我联系车辆去拉。从大连到北京路途特别遥远，单是租车费就比新沙发还贵，所以，我向她讲明了理由。我建议在大连买一套新的皮沙发，它不过800元，但如去北京却要支付车费1500元，还需浪费时间，何况拉回的还是旧家具，但刘永碧情绪很激动地批评我浪费，说我不听话，我这才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女强人，她决定要办的事，我们下级必须执行，我只好同意，并花费精力找人去北京，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学教师叫陈某，他与我熟悉，其儿子有一辆货车，他要价较低，愿意跑一趟，我只是担心路上安全的事情，正在商讨，总社外联部主任陈某雄又来电话说，刘永碧下令必须立即出发，我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还不错，陈某和儿子跑了两天两夜，总算没出车祸，把沙发拉回来了，我支付了他们的交通费，但由于我的办公室在大连天河公寓的18楼，沙发到了楼下，还需要找人扛，我又花了100元，这钱只能由我自己掏腰包。因为没有发票。 我面对款式陈旧的一套棕色组合沙发，想了很久，叹息再三，我们如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刘永碧为何要这样做呢？直到2000年12月4日之后，我进了监狱，在没有书和报纸，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无聊地苦思冥想，才悟出道理：可能我被聘进《文汇报》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争议，这些单位包括大连市委，辽宁省委和中央外宣部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等等，特别是办事处购买了奥迪房车，某些人眼红，对我能否为报社赚钱，筹集外宣资金的问题，产生了怀疑。刘副社长迫于压力，回应议论，故意用“沙发事件”教训我，她也是给大家一个姿态看吧！ 提前巴结薄熙来 现在，香港人经常说，《文汇报》消息灵通，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海外宣传阵地，我并不这样认为，他有时是灵通的，有时适得其反，中共既然对他严密操控，就一定要愚弄它，中共高层的内斗和政策变化决定了它的阴阳脸，它的嘴大，但刮风还是下雨，全在于上面发话，而老总们升降起伏的命运，就掌握在中南海的领导人手里，所以，出现了“提前巴结薄熙来”的闹剧。 大约在90年代后期，有一短相当长的时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风传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要换人，这个即将上任的社长是大连市长薄熙来。最初，报社领导问我此事的准确度，我没有第一手消息，不敢乱下结论，但我与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的老板任某良来往密切，他曾对我讲，薄熙来最想当的官职是外交部长，他还告诉我，自己在美国洛山矶已买了房产，还入股了美国某报，而他原为薄熙来支持起家的大连民企老板之一，据称其与谷开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两人有生意上的交易，故我相信薄熙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兴趣，不会比外交部长大！但中南海的风云变幻，谁能把握呢？我向领导坦率地谈了我的想法，并深知他们的焦虑：如能在薄熙来履新之前，以示效忠，就是一笔最佳的感情投资！自然等薄熙来当上社长之后，作为部下，他们将受益无穷。 事有玄机，刚好大连代表团要去香港访问，我们刊登了许多报道，也搞到了大笔招商广告，报社领导非常满意，就叫我去香港述职，也获悉了滑稽可笑的一幕：薄熙来下榻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他的太太谷开来随行，也成了他最信任的秘书，为他守住通往薄熙来房间的入口，以防它人暗害或打扰。 那天上午10点之前，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为准，《文汇报》领导层的所有干部，来到了薄熙来的住地，其中有社长张云枫，总编辑刘再明，副社长张清云，刘永碧，王伯遥等，而刘永碧的先生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张清云的太太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长周珊珊，张社长是老地下党员，刘再明原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总之，这些命运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媒体人士，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酒店的大堂里，虽然此前已电话约定了准确见面时间，但薄熙来的人品决定了他接人待物，迎送往来的行为方式，对高过自身地位的上级，卑躬屈膝，对低于自身地位的人，则趾高气扬，他把这些在《文汇报》内部以及香港新闻界闻名遐迩的文人视同草芥，故有意延误接见他们的时间，以示尊贵。 据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让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既使应秘书之召，他们走上了楼梯，走进了薄熙来下榻的豪华套房，依然受到了侧房守卫，薄的太太谷开来的百般讯问：你们事先约好了吗？那声调，语气，身体语言和表情动作，都令张社长等人十分尴尬，终身难忘！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难缠的女人，她既不想放弃财富，又不愿舍弃名声，她把薄熙来的权势和高位像油一样榨干，多年来为自身捞取经济利益，她把伪善和贪婪紧密地连在一起，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而这些自命不凡的媒体人士，在她心目里的位置是多麽渺小与卑微，可想而知。所以，一位参加了会见的领导对我说，你看他太太那个样吧！。。。。。。实际上，这次拜访是一个缩影和象征，《文汇报》即使在海外，也和国内媒体一样，他的社委会领导对上级点头哈腰，亦步亦趋，战战兢兢，而掉过头来，他们对待部下呢，又是另一幅嘴脸，当然这些报社老总里，还是有一些品质不错的人，我不敢一概而论。 我只是强调，张社长等人曲意奉承薄熙来而已。据称，薄熙来不冷不热地接见了他们，也知道了这些报人的用意，他故作高深，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地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文汇报》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并对驻东北办的工作充分肯定，这使我在报社领导的心目中，得分不少，但是，反面消息正在我的脑海里酝酿，他们都不会料到，几篇揭露薄熙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丑闻的稿件即将出炉！ 事后，一位参与者开玩笑地对我说，早知他当不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拜访他了！要知道，我们也很忙啊！是啊，为了生活，这些党报的老总也是对他虚情假意，正如薄熙来一样，这一点正是后集权时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它预示着一个社会转型的开始和专制时代的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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