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间诗歌运动简史(1963—2005)

E、“四川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的整理者语

1、诗歌写作的周期性发作与阶段性创造

整理四川民刊《终 点》和《诗镜》时，我发现这两个群体的诗人们皆是在一定特定时期、环境、人物，由诗(投缘、搞得拢)而汇聚在一起办刊写作，特别是影响极大的《诗境》同 仁，其写作量的厚度，写作才华的闪光横溢…几乎在那个特定时期掏空了他们身上的一切(积累、新鲜才力创造…)？使他们各奔东西后(停刊等原因)，难有当初 办刊时的作品爆发量与为“诗歌”而献身的某种执着精神？所以从人的创造力与人精神的阶段性爆发力看，民刊的聚散符合人本身的自然精神与身体结构。如果一直 在创造、在“苦捆”(戴着镣铐跳舞)自己(继续办刊)，许多人会承受不了这个挑战精神与身体极限的“使命”。所以从人的健康与人心自然角度看，民刊的聚散 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是能量型(身体特别强壮)的诗人，那另当别论]。所以民刊的长久与推出新的有影响的作品与诗人成了一个互激的磁场，也是使一个民刊具 有重大影响的前提条件。(当然不排除重要因素：经济的极大影响)。

2、写作的方向性问题

现在中国民刊有影响并坚持持久的民刊有两个：四川成都周伦佑主 编的《非非》与北京由中岛主编《诗参考》。特别是《非非》，由于灵魂人物周伦佑的“非非”理念与“非非”写作的方向性，使之在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诗歌史不 断地引人注目并产生深远影响。而《诗境》以及许多民刊的消失与产生的短期性主要是由于办刊与写作者们缺乏方向性(共有的方向，不是局部的方向)。《诗境》 是由原《锋刃》《诗研究》等同仁诗人的汇聚，许多诗歌的写作风格与思想不是很一致…，这便于从内部瓦解其团结性。我认为在中国创刊与写作必须建立自己有 “根性”(文化根脉性，最好是华夏根脉文化)的写作方向，才能在写作中不存在枯竭、断水的结果，而这个写作者必须具有“根性”文化的厚积性，这样便保证了 写作资源的有效性与长久性。所以我建议办刊必须要有方向，最好是复苏中国传承文化的方向，这样便走上了认识父亲的道路。

3、乱谈“口语”

2001年1月23日，“口语”精英聚集在“橡皮”网站，这时 他们的作品已显示出严重的缺乏创造力。李亚伟、万夏、尚仲敏、吉木狼格、杨黎、韩东这些人的诗歌创造才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1990到如今的写作只是 证明他们在写，在写作中活着，他们再也不能掀起什么风浪，这与他们身上积累的学养、经历、写作方式、生活方式等有很大的关系。伊沙属于九十年代，沈浩波、 尹丽川们属于“下半身”如火中天之时。考察口语的诗人们，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批诗人中出不了大家(于坚属于口语另类，另论)。我想除了他们为 数极少的所谓“经典”外，更多是垃圾。在制造垃圾的过程中，同样制造自己成为垃圾。在诗歌写作原因上，我想有几个原因值得参考：

1、缺乏巨大的理论支撑(即口语自己原创的理论之撑)，①自早期李亚伟等“莽汉”诗人的横空出世到后来停刊的短短两年中，“莽汉”气质决定了其生活的放浪，自由、反叛意识。由草创初期的学养不够到立旗之后的不学习，造成短命。

②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等离开周伦佑另立“非非”，他们的身 影从一棵大树下(周伦佑及“非非”)闪出后变得凋零。在“非非”创刊至1989这四年时间中，是在一种狂飙激情反叛的巨大诗境中，他们的才华变得横溢。离 开这个“场”(非非当时的环境、气氛)，他们便是另一种形态，从以上几人另立“非非”后到二十一世纪这段时间，他们的作为有限，影响有限。如我前面所说， 他们只是在写诗并写诗的活着，他们的创造与影响与意义价值属于“八十年代”这个特定的时期。

2、“口语”写作缺乏更多文化根性的东西，文化根性说白了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脉。“口语”者们在前期(即：李亚伟、万夏、何小竹的一些诗中)还有部分文化性，到了后期(韩东、于坚、伊沙)就是西方后现代的一些解 构翻板，即消解文化、消解政治……到了沈浩波、尹丽川们就只有消解“性”了。所以在“口语”写作者看不到更多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东西，大多数作品只觉得他们 在“轻松愉快”或“乱七八槽地”的发泄、玩、调侃……没有建设的信息贯穿其中，九十年代，伊沙、于坚的“风光”带坏了许多跟虫的“垃圾”诗人，像蝗虫般乱 飞，不知自己在干啥，所以这条路出不了大家。这是必然的。关于于坚，他创造了“于坚体”的独特的口语写作形式，他是“口语”者中综合能力较强的一个(诗、 散文、评论、理论)。他的致命一点就是他创造的“于坚体”。近20年只写了一首诗，不管你一万首，一千首都是一首。都是一样的，永远的重复、永远的苍白， 这便可悲了，他早期与“他们”的交往便是一个错误，《零档案》只是综合了“口语”的一篇大赋。具有文本形体价值，不具有更多诗学、诗影响价值。“云南王” 的称谓何其空，只有他的散文、诗论还可以填补其空。不然，真得徒有虚名。新时期20余年来，云南这块土地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只有于坚、海男、贾薇、雷平阳 等。云南可称“诗歌贫穷大省”。这些都是云南诗人应该反思的。

为什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至今的10多年间，从“非非”中独 立出来的杨黎、吉木狼格、何小竹失去了创造性呢？我想这如“身体学”里的“早泄”一样。他们在八十年代的狂飙激进反叛中过早地掏空了自己。像结婚早的男 人，其性功能过30岁便走下坡路，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人在35—45时的性功能是最强的，其创造力也一样，世界上的大家如聂鲁达、帕斯、艾略特、埃利蒂斯 等都是在这个年龄段创造大诗而响誉世界，而中国的许多诗人在这个年龄段却已经“阳萎”“不行”，如以上的几人便是一个例证。所以如何保持身心、身体与学 养、修养的统一与持续性成了一个诗人不断走向成熟，也不断出彩的关键。据许多“八十年代”过来者说，“第三代诗人”的生活皆是酗酒、打架、玩女人、旷课、 放荡……纯粹似“中国似的嬉皮士”“街皮士”等所谓“自由状态”，这样的诗人除了给中国诗歌奉献仅有的珍品外，也没有更多才气与精力再在“穷诗海”中爬 滚。包括近年李亚伟的“重出江湖”，都是与杨黎等人“89”后集体“下海捞钱”，“赚足了”“捞够了”，对“钱”已经麻木，才又回到“诗”上，在这个过程 中，岁月是不绕人的，当你又回到这个“道”上时，那原来断裂的诗空间、延续力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要再有作为几乎不可能，“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

从这些现象上我们除了考虑当初严酷的环境外，就是诗人的价值定 位与所谓“追求”问题。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近三代“口语诗人”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坟墓，他们在写诗、谈诗、生活着仅此而已，他们也不能带 给我们新的震动与惊喜。我们应理解他们的局限，这是历史的必然，自身的必然。

4、浅谈周伦佑

“非非”的理论高度是以后任何诗人与群体无法超越的，他诞生时 的环境、诗人群体，特别是大家周伦佑的能力整合都至关重要，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一个现代艺术的“文艺复兴”，但限于严酷的政治意识环境，它没有过多得 到展开与容纳，特别是“89事件”成为一个喧嚣与冷静的分水岭；整个中国诗歌喧嚣状态到了1998年近10年之后才得以重新回到他的兴奋点；但此时的兴奋 已是昨日黄花般，从诗人量与诗歌技术到先锋实验精神相比80年代也大大削弱。更多的诗人在“口语”与“知识”两个大阵营中倾轧。直到2000年《非非》再 度第二次复刊，又掀起了先锋诗歌独立精神新的浪潮……。另外在南方、黄礼孩、安琪等制造“70后”“中间代”，在先锋与实力诗人的定位上找到了一种特殊划 代空间，使其成为近五年最有影响的诗歌事件。

与吉木狼格、杨黎、何小竹、李亚伟等闪光点在“80年代”特殊 环境下的四川诗人们相比，周伦佑是一个异数，他的最有影响的“刀锋句法上的转换”系列诗便是在“局子”中写成，苦难对于他已经是一个诗创作的“结口”，这 “结口”反而使他更容易深入看清黑暗的本质与脆弱，之后他出“局”再举“非非”，1995—1999年又隐于视线，为生计奔波，到二十一世纪的2000年 又举“非非”，至2004年已推出洋洋厚重的四大册。现在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周伦佑的创造力与诗歌狂飙激情气质何以如此久远持续，我想主要在其童年、少 年成长中与其哥周伦佐随其伟大的母亲为了寻找自由的生存环境，在大凉山10余个县不断漂泊、浪迹的过程。大凉山为彝族主居、汉族杂居的蛮野之地。在二十世 纪50年代至60年代那特殊的空间下，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1952年生的双胞兄弟，靠自己的一双智慧之手，在国家的计划经济之外，开创了一种“自谋生 路”的艰辛的自由求生之路。这是一个中国普通家庭具有独立精神的“迁徙、漂泊、生存史”。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居留、搬迁、躲避、隐逸的奇异艰难时空中，伟大 的母亲以言传身教的独立求生自尊意识养育着两个后来在“80年代”成为中国诗歌界与哲学人文学界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我们说“人的童年、少年成长往往影响一生重要的性格思想”。周 伦佑除给我们宏大的诗歌理论构架，不断的先锋诗写以及群体“非非”的大手笔外，就是其背靠了大凉山这块独特的地域以及之中形成的坚忍、硬性、独立自由的个 性气质。使之具有蛮形之山般永不枯竭的原态之力与铜质之矿。对于大凉山的独特岁月的人生阅历，我认为是周伦佑保持精神旺盛生命的最主要源力。从他的许多作 品意境思想的宽度层面上，许多读者始终不能明白语言之后的根系，这便是写作者背靠的地域以及文化所带来并形成的密集深度。说到这里，牵扯到诗写者一个原点 (根据地)问题(或曰背靠什么的问题)，如一棵树，背靠大地，长进天空，但是旺盛的生命之源还是大地内部的鲜嫩根性。离开根性只有死亡。所以大凡有作为的 诗人或艺术家们，皆是背靠什么，依存什么。没有根系，文化系的写作只能是短命的写作。

后 记

本文在整理过程中，收集资料(民刊原件、复印件)遇到了相当大 的困难；许多当事者由于无数次的搬家、下岗、调动、流浪、飘泊等环境因素，使资料收集不是十分完整。如1985年—1987年左右创办的《莽汉》《中国实 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变形蛋》《整体主义》以及西昌市凉山教育学院周志国等人搞的“三号文学社”。1988年左右，攀枝花市杉杉办的《裂谷 流》；1989年—1992年2月，钟鸣、赵野、陈子弘等人创办的《象罔》…1990年前后由傅维、钟山编的《写作间》；1997年5月，廖亦武、蒋浩编 的《知识分子》；1998年9月，石光华、何小竹、杨黎编的《诗刊》；以及其它一些我不知的民刊资料皆不得收集，而《山海潮》则是当时的创办者胥勋和老师 凭回忆录下，也没有收集到珍贵的原刊……许多遗憾，有时就如历史的迷雾一般，有清晰的，也有永远看不清的……这便是天地之事的自然。如果有心人看了这篇文 章，心里产生了共鸣，而你的手上有我没有收集到的刊物，我相信你会寄来帮助我的，历史有时就是缝补，尽量完美、完整、完善，这是一种责任。

当我把那本已被翻得破烂的烫红诗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1986—1988》从书架上取下，我的思想与心又回到那个激情与火血狂飞的“八十年代”。这些自由之子们的狂燥吟唱，至今仍敲击我已过不惑之岁的骨头。 回眼望去，弹指一挥间，“20年白了多少青年头”。四川，作为中国现代诗大省之一，他给中国现代诗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掀起的影响、浪潮与 涌现的份量级诗人、诗歌流派都是全国密度最多的、最具先锋异端气质的，它已经构成一个中国现代诗史，乃至世界现代诗史的特有现象与现代艺术发生学、发展 学、影响学等众多迷人之处。作为一个在那种年代便上了“诗歌这条贼船”的青年，至今仍在写作，仍在办刊的我，从内心里有一种冲动与责任要将发生的历史站在 我的角度给予一个归位。当然，由于自己水平有限与收集资料的困难，且弄成目前一个未定的残稿，算是给自己20多年已逝的青春岁月一个纪念。

(感谢阿翔诗友，我借用了你的部份整理体例，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周雷、胥勋和、祥子、胡仁泽、袁勇、姜红伟、张修林等友人的资料提供，在此表示深深的致谢！)

整理写作时间：2005.12.28—2006.1.8一稿

2006.3.15—4.15二稿

2006.5.8—9.15三稿

2007.3.8—3.9四稿 大凉山螺髻山下

原载大型民刊《独立》2006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