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六四周年 长长的阴影 未解的谜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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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们如今怎么看这段历史?
《金融时报》发表记者吉米欧对四位1989年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的采访报道，题为“天安门广场：长长的阴影”。
吾尔开希、柴玲、王丹和李禄在过去25年里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对历史也有不同感悟。
文章说，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设法抹去这段历史记录，但过来人群体记忆中的伤痕无法消除。对于那些当年充满理想主义在天安门广场与垂老的当权者对峙的学生领袖来说，运动遭镇压造成的创痛、负疚感和愤怒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他们。
25年里中国社会变化巨大。如果这些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获准回国，他们将认不出与长期高速增长相伴而来的物质主义、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但可能感到熟悉的是执政当局对异议人士、思想和记忆的持续压制。

吾尔开希告诉该报，“我不后悔自己的行动，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是运动早期和领导绝食的学生领袖之一，但运动接近尾声时因主张学生撤离广场而被批评不够激进而出局;六·四之后通过“黄雀行动”逃离中国抵达美国，目前旅居台湾。
他说：“我有很多理由继续作为一个民主活动分子和异议分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幸存者的负疚感。”
柴玲在采访中表示，中国未来肯定会实现民主，但未来的中国“将比民主国度更美好，会像天堂一样”，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苦难。

吾尔开希表示要继续其异议人士生涯。
报道说，柴玲或许是当年学生领袖中最富争议的一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当年在当局镇压的阴影日渐厚重时发表的关于保留火种，让学生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让鲜血擦亮人们眼睛的话语。她6月4日凌晨带领最后一批学生撤离广场。
她对该报记者说，自己受到的批评、内疚和自责，以及抑郁在2009年她皈依基督教之后都消失了。报道说，她现在对宗教的虔诚不亚于当年领导学运时的革命激情。
通过“黄雀行动”逃离中国后，柴玲曾笃信佛教，经商，并从事慈善和权益活动。她认为眼下的中国是个罪孽深重的社会，人们只关心物质和肉体享乐。
王丹对中国的未来较乐观。他告诉《金融时报》，中国年轻一代“迟早会站起来抗争”。
这位当年北大历史系学生六·四后一度入狱，保外就医并辗转流亡美国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博士学位，目前在台湾一所大学教历史。
他现在对当年的学生运动感到骄傲，为中国民众感到骄傲，但对本届中国政府和中共领袖推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表示悲观。
令他感到乐观的是出生于199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他们仍有好奇心，求知心切，这十分重要。”但如今的年轻人有遭一日起来反抗的话，他们为之斗争的目的将是自身利益，自身的自由，而不像20多年前的学生那样为国家、民族利益抗争。
李禄在六·四之后逃离中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拿到学士、商业管理和法律学位，之后进入金融投资领域，并成立了自己的财富管理基金，投资于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实业。
1990年代早期，他一度是美国人权活动圈子里的明星人物，尤其是在美国国会每年讨论是否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时节。报道说，现在他极少谈论天安门事件，不愿就此接受媒体采访，怕危及他在中国的投资活动。
文章最后介绍了帮助800名包括学生领袖在内的民运、异议人士逃离中国的“黄雀行动”。
报道说，这一行动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局、美国中情局、港英政府和走私集团、人蛇团伙等组织的协助。偷运这批人出境的价格比通常的偷渡价格高一倍，平均每人5-10万港币，吾尔开希的价格是60万港币。
报道说，港英当局到1997年主权移交前一直在帮助内地异议人士离境，97年后有关这项行动的所有记录都未留下。
人人都是受害者

王丹认为90后一代早晚将会为自身利益和自由起来抗争。
《卫报》发表了旅英作家马建为“六·四”25周年撰写的长篇纪念文章。文章说，“人群里的每个人都是屠杀的受害者”，当年对学生运动的无情镇压震惊世界，但运动的精神和追求则常青;当局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消除六·四记忆。
文章说，天安门镇压的死亡人数无法跟“大跃进”或“文革”导致的死亡人数相比，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其“诉求的崇高及合法性的力量”，驳斥了中共当局和西方一些政府所称的中国民众不渴求宪政民主，希望走政治独裁加市场经济的“特殊道路”的说法，表明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地民众一样渴求民主，机会呈现时也会表达这种诉求。
文章接着批驳了中国政府对六·四的官方定论，称这个定论明确但不正确;天安门民主运动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暴乱。当时广场学生和北京市民表现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和非暴力行为，构成20世纪中国的疯狂中“令人了赞叹的理性瞬间”。
文章回顾了1989年春夏学运初起到最后被军队镇压过程中几个关键的节点，指出必须死人才能恢复正常秩序、确保增长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并以台湾为例说明中国人能够将民主和资本主义成功地结合起来。
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天安门事件中唯一的胜者是中共，虽然它的道德合法性被毁，但党本身却以人们无法预期的方式自我变异，以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存活。威权资本主义鼓励追求物质财富而压制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在的质疑，但这种胜利是空虚的。
文章详细叙述了近年来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和涉及六·四的言论、人士和活动的打压，包括近期的抓捕、许多人先后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的事例，称这些公民权益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和艺术家们是天安门运动真正的胜者;他们为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坚持不懈地和平抗争，拒绝遗忘过去的悲剧，展示了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作者回忆了自己当时的亲身经历，称六·四是“我这代人”人生的“决定性时刻”，并说明自己的个人生活因此而改变，坦言自己将如何纪念六·四，最后表示希望再过不到25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被1989英雄纪念碑取代，民众将可自由集会、悼念昔日悲剧的受害者，自由谈论民主自由，咏唱欢乐颂。
儿子死在北京
《每日电讯报》网络版刊登了关于一名四川籍“六·四”遇害学生死亡真相至今不明的报道。
该报采访了这位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管理专业学生，吴国峰(音)的父母，并回顾了吴国峰短短的人生历程，着重记述他生命最后几天的踪迹。
报道说，他当时一心要用相机“记录历史”，在军队全副武装向天安门挺进时，骑单车从人大学生宿舍赶往广场，途中用闪光灯拍照，被子弹击中胸部、头部和肩部，最后被刺刀捅死。
报道指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没有官方给出的定论，也没有任何调查。家属看到的只是几张吴国峰被送进医院后的照片，和校方简单几句话的死亡通知书。
报道说，当时许多在北京的镇压行动中丧生的学生、市民，他们的死和当时的具体情形如何至今是个谜，吴国峰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父母事后不但要承受丧子之痛，还受到当局的监控和各种麻烦。
现在已经七旬的吴国峰父母最大的愿望是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他们坚信不疑的是儿子从来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暴徒。
他的父母退休前是四川的水泥厂工人和裁缝，排行第二的吴国峰当时以本地最高分考入人民大学。
他父亲曾警告他不要卷入“残酷无情的政治”，卷入政治无疑是“找死”。
他被打死前曾写信告诉家里，要提前回家，让家里给他寄盘缠。
[来源:倍可亲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