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投资行业的十大谣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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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谣言：专业人士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或消息最灵通的人
    如果一个人搞金融和投资，他肯定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要么在探讨人生和宇宙的奥秘，要么在竞争诺贝尔奖，要么在白手起家自己创业，总之他不会为别人筹集资金，也不会为别人管理资产。

    至于金融界人士是不是消息最灵通，也很值得商榷，因为金融界内部防火墙（通称“中国墙”）的存在，给信息流动带来了严重困难。此外，在宏观层面上，专业媒体的信息可不比专业人士的差，如果你读过《法柏报告》的话，就知道《纽约时报》或CNBC这类媒体的消息有多灵通了。

     既然金融机构不是由最聪明的人构成的，也无法保证最灵通的信息，它们怎么还能立于不败之地呢？答案很简单：它们运用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以及它们有一套科学的工作框架。

    那些所谓的“民间高手”可能的确比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更聪明，比对冲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更会分析，但他们仅仅是武林高手而已。普鲁士军队能够横扫世界，依靠的是铁一般的纪律和严谨的组织结构，尽管这支军队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头脑僵硬的笨蛋，他们仍然打败了浪漫的法国人、冷酷的俄国人和高贵的奥地利人。

    腓特烈大帝告诉我们：一个完善的中级军官团比一个天才的最高统帅更有价值。

    金融界并不缺乏天才，但这些天才都学会了如何在科学的框架里发挥自己的热量。作为年轻的银行家，你首先学习的将是IPO的法律流程，Excel模型的做法等极其枯燥的东西；作为年轻的交易员，你首先会在电话线上旁听几百个小时，以弄清机构投资者的思维方式；

    作为年轻的分析师，你首先会弄清如何用Bloomberg和Reuters终端最快地找到财务数据——当然，让团队里的每个人喜欢你，是一项最重要的学习任务。那些无法融入科学框架的天才怎么办？你还记得阿根廷球星里克尔梅吗？他是一个天才，但终身只能在比利亚雷亚尔这样的球队打上主力，这就是天才在现代社会的比较糟糕的下场（其实与达利山德罗比起来，他已经很幸运了）。

9号谣言：重要的不是创新和技能，而是讲故事和吹牛，以便把产品卖出去我接受了多年的高等教育，唯一学成的技巧是吹牛，这正是我痛恨自己的原因。每当我看到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时，总是会产生由衷的敬佩。会用Matlab和SAS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杰出的技能，会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是非常杰出的技能，能够独立对整个财务和税务报表进行分解也是非常杰出的技能。

    我认为，随便学会以上哪一项技能，都比会吹牛要强不少。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身无长技的人太多了，而吹牛又是一项门槛很低的能力，所以我们才会听到“一切技能都不如吹牛”的奇谈怪论。

    好吧，吹牛的确是一种卖东西、拉单子的好方法，但前提是我们总要有东西可卖。如果没有金融工程师设计出绝妙的抵押证券和利率衍生品，我们能够仅仅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虚构出一个市场吗？如果没有律师解决资本利得税的监管问题，我们能够仅仅依靠胡吹海吹而创造出ETN（交易所交易票据）吗？

    即便是被绝大多数人鄙视的IPO，如果没有一个产品专家和一个行业专家，仅仅依靠所谓的“老式关系专家”也不可能做成任何一笔交易。曾经有一段时间，能说会道的人受到大家的一致追捧，于是他们都被宠坏了，直到今天还以为世界没有变化。

    不少人都读过《说谎者的扑克牌》，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证券业务留下了深刻印象。所罗门兄弟的高管都是一群吹牛高手，但首先他们得益于一个强大的、积累雄厚的抵押证券部门。出于种种自愿的和被迫的原因，抵押证券业务的头头建立了完整的承销、销售、交易和研究业务，并掌握了强大的定量模型，然后才轮到所罗门兄弟的客户关系起作用。

    吹牛固然很重要，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项能力，使它与外语、电脑等能力一样，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而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力
量。

10号谣言：中国的金融业正在高速发展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的中心
    前半句话是真的——除了中东的石油富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比中国增长更快。如果算上香港、台湾乃至新加坡等所谓“大中华区”的金融机构，中国早已在全世界的融资、交易和投资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所谓中国将在十几年或二三十年内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甚至取代美国和欧洲的地位，无疑
是一句空话。中东人正在迪拜、多哈等城市用大笔金钱打造西亚金融中心，但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威胁到了纽约、伦敦或东京的地位；同理，尽管我国政府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北京和上海，它们仍旧缺乏足够的制度和实力。

     几乎所有成功的金融中心都位于英美法系国家——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伦敦，香港(理财大学注:香港是地区,非国家)，新加坡，等等。日本在战败之后引入了一些英美法因素，但法律和习惯上的原因使东京的金融地位仍然无法与它的经济地位相提并论。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各有各的优势，但它们始终是二线金融城市。

    来自欧洲大陆的全能银行，例如DB,BNP,SG,ABN以及ING等等，总是会把自己的投资银行和交易业务迁移到伦敦城去，并且在华尔街买下大宗业务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中国不可能为了成为金融中心就把自己实行的大陆法改为英美法，甚至不可能做日本战后那样的改良，这是一个重大的劣势。

    与中国政府想象的不同，强大的政府干预无助于建立金融中心。华尔街和伦敦城都是在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情绪下成长起来的，只有在它们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之后，政府才转而采取支持的态度。作为世界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联邦和各州通过了多如牛毛的阻碍金融发展的立法，而欧洲大陆的监管倒是薄弱的多。

    现在我们知道，成为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发挥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缩小政府的权限，赋予市场更大的自由。政府的强力干预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把一个小渔村变成出口加工基地，可以让钢产量突破1亿吨，却唯独不能制造金融中心。我国政府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无法改变自己而已。

    几乎所有成功的金融中心都位于英美法系国家——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伦敦，香港，新加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