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黑者的傲慢 王岐山遭美刁难(图)

村琴

有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访美部署“天网”、引渡外逃腐败分子的行动一波三折，继与西方政论旗手弗朗西斯·福山中南海争议性谈话之后，有消息称中方已无限期推迟出访行程。后来又发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摩根大通聘请中国领导人子女并引指王岐山的事件。在外界看来，美方这一动作无疑是对中国的又一次攻讦，也是对王岐山的刁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方在司法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存在深度怀疑。正如当王岐山向福山阐释中共自我监督时，福山直问“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而王岐山则坚决回称“不可能”。
对于福山所称的“rule of law”、“司法独立”，中国在较大程度上持认可态度，但是基于自身的国情和实践，也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固然美式法治状态臻于完备，令观者肃然起敬，但是那些溢美之辞和华贵表象背后，深藏的问题却也在日渐显露，而这或许恰是目前漏洞百出的中国式法治的价值所在。在中美意识形态激烈争锋的时代背景下，王岐山此番访美谋求中美引渡协议时，难以避免被卷入这种论争，遭到傲慢和刁难也有一些情理。这是作为后来人的当下中国司法工作者和改革者所面临的难处。

中共反腐
“双山”论战内藏玄机
王岐山是中国领导人之一，福山因给西方制度形式唱赞歌的“历史终结论”成名，不同的立场观点势将导致某种程度的碰撞。在其对话之中，在结束之后福山的评论之中，都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当王岐山谈及宗教时问福山，“宗教内部的治理靠什么?”“天主教也出了很多问题，罗马也有很多问题。福山先生有没有研究过?”
王岐山此语，其实也可延伸解读为一个政党或组织的内部治理，毕竟西方宗教组织是现代政党的源头。政党与宗教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机理，可以相互借鉴。如果宗教能够实现自我良好治理，包括中共在内的政党组织应当也能实现。因此，根据在场人员零碎的记录片段，王岐山“天马行空”般地突然谈及宗教，其实是在从源头和机理层面间接地向福山探讨、解读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也即时下整党党建成功的可行性。
在交谈结束时，王岐山说“不成系统地讲了这些话，也算作信号吧”，“他们未必完全理解”，而不久后福山即以“像玄学讨论”作评。可见，当时的福山确实如王岐山所说并未完全参透其有意释放的这些“信号”。而德地立人所评“我们需要时间消化今天的内容，但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后回过头再看今天的会谈，它一定是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会谈”，或许更为客观一些。
再回到王岐山的提问，福山表示，关键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统治)”，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的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 of 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论的脉络是这样来的。福山还质问王岐山，“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王岐山直接回应称，“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一进行。这是中国的特色。”
福山和王岐山在此段的这些交谈，都回到了中西两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争执。福山所提的“rule of law”和司法独立，几乎已是法治的重要衡量标准，而西方被认为是法治国家的标准实践。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体现得很不明显，而这两点也是西方意识形态论者对自身引以为傲而指责中国的焦点议题。福山没有纠结于宗教能否自我监督、自我治理问题，而将对宗教治理的问题转为人人平等和“司法独立”问题，并向王岐山质问，则体现了福山的立场和机变。
对此，王岐山“不可能”的回应也堪称坚决，恰如中国外交部和传统意识形态论者的第一反应。事实上，王岐山所否定的，其实是指完全的不受制约司法独立，而不是将司法独立完全否定。毕竟，这也是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既定方向之一。王岐山说“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并不一定与司法独立完全冲突。中共的领导可以体现为周永康时期对司法活动的非正常干预，也可以体现为一种宏观和间接的领导。后者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司法独立空间。这与宗教活动的自我监督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目前中国司法体系正在从前者向后者转变，尽管还未完全定型。
王岐山意外遭美
不可否认，与法治完备的西方国家相比，尤其是相对于综合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国法治仍然如蹒跚学步，漏洞百出。在文革时期，在三年前周永康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期，中国司法本身的不足和弊端、遭到的侵染和破坏都被放大，亦使中国整体制度遭受外界质疑，合法性基础发生动摇。笃信西方价值观的观察者以司法独立为准绳判断中西制度优劣渐成固定思维。
有分析认为，与前一次赴美受到的热烈欢迎不同(当时王岐山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而此次被安排到美国协商外逃官员遣返合作，将有可能面临一些意外状况。一个可能的遭遇就是与西方意识形态论者的论战，届时免不了对方的傲慢、挑剔或刁难。王岐山是负责中共党务的领导人，并未在国家机构担任职务，因而会更容易被视为中共的代表。王岐山此次的职责是在司法领域，而中国司法一向不被西方信任，福山的反应就是例证。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国司法其实还关系到意识形态，而中美当前正在为此激烈争吵。有关王岐山将推迟访美而由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代行的声音似乎有了一些可信度。不过，此一传言未获证实。
事实上，即使王岐山确实推迟访美，也不会是因为自信和底气不足。中国法治并非一无是处，并且正在逐渐向好;而西方法治虽然臻于完备，令人肃然起敬，但也有被“绝对化”、“神圣化”之嫌。对非西方制度模式的批判和对西方制度模式的褒扬已经两极分化，这时就需要剥开双方的假象，还其本来面目，让后来者和旁观者形成更真实、理性、客观的认识。
正如在不久前的5月1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通过了对美国人权状况的国别审查报告，全球百余个国家、联合国相关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美国提出346条人权状况改进意见和建议。美国人权状况的糟糕出乎很多观众的预料，其实正是反映了其法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西方法治三个观察点
有观点表示，客观认识美国法治，有三个观察点值得注意。第一个，美国司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正?美国官司多、律师多、资费多，致使不同资产水平的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平等”权利难以真正兑现。而且由于耗时日久，游离于制度化司法体系之外的“仲裁”机制日益盛行。稍早前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则折射出至少三个问题：警察执法过程中的滥用职权、陪审团的难附其实、不同种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司法中的体现。
第二个，美国司法能否完全独立，与政治脱离关系?应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司法都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不能完全独立。这在被指集权的中国体现为司法接受中共党的领导，而在奉行“三权分立”的美国则体现为与立法、行政的相互配合和制约。美国司法独立当下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力急剧膨胀所导致的“三权失衡”。比如，在福山所推崇的“人人平等”方面，虽然可以起诉如美国总统一般的高层行政人员，在实际层面却多被驳回，从未有过审判环节。法院解释说，“如果持续面临法律诉讼且因这些诉讼而分心，总统将无法有效地做好国家管理工作，因此总统应当享有这样的特权。”其实，总统的“特权”还包括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与中国的情况有些许相似。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倾向则是“国家安全”定义的迅速扩边。美国国家安全局、CIA、警察等相关安全或执法机构动辄以“国家安全”为名侵犯公民权利，逮捕、调查、扣押公民已成常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爱德华·斯诺登所爆料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本国公民的违法监控。最近的例子则是中国26岁的大学博导张浩被美方以开会为名骗到本国后立即逮捕，并被指控为“间谍”，然而此做法被质疑是“钓鱼执法”。这些行为，对美国法治、公民权利都会造成伤害。此番在王岐山即将访美之际，被直属美国联邦的独立准司法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点名，也有司法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站队服务之嫌。
第三个，“程序正义”是否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唯一方式? “程序正义”即裁判过程的公平，法律程序的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西方法治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要超过“裁判结果”的正义，因为笃信程序正义必然导致实质正义，甚至认为这是评价律程序好坏优劣、判断法律实施活动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固然是法治化的外在表现，却又忽略了人们设计法律程序的本来目的：保证实体结果符合正义的要求。
而在中国，人们对裁判结果正义的追求要远甚于程序正义。事实上，以前的中国法治不健全，主要体现为制度的缺失，但并不代表没有正义。因为正义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实现，比如时下美国正兴的司法外仲裁机制。而担任仲裁者角色的，往往就由执政者所扮演，而其所依据的除了自身的意识形态，还有中国的道德原则、传统习俗和治理经验。当然，这种形式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美国“程序正义”是中国学习的方向(例如薄熙来案)，但也不能因此认定中国的方式一无是处。习近平所强调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向“程序正义”的重要倾斜，也没有脱离开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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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