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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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第二届青年作家高研班的演讲

陈应松

在讲课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谁是背着蛇皮袋子来上课的，像农民工一样的？没有？绝对没有。那我就放心了，我们的活动没有把你们引向歧路，我们问心无愧。八十年代文学的写作者许多就是一些想用文学改变命运的穿着破烂、贫穷潦倒的农民工人，这表明写作者的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你们衣着光鲜，时尚靓丽，基本是白领，在单位都担任一定的职务。在后文学时代，文学不能改变你的命运，只能改变心灵，而且是自己的心灵。

“后文学时代”，是秘鲁作家略萨的一个定义。他说现在也许进入了后文学时代，或者这个时代仅仅是虚构的。略萨是在为文学进行辩护的人，但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同样，我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大投入的、这么时间持久的文学研习，也是在为文学进行悲壮的、坚定的辩护。一方面，政府的有识之士们，对文学进行着大量的投入，期望文学的力量能对一地文化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因为，我们常常告诉他们，文学是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无知的、对文学从来没有兴趣的官员可能因为体制的原因，还在领导许多地方的文学。他们对文学一窍不通，或者一知半解或者似懂非懂或者迫不得已而附庸风雅，在那里对文学喋喋不休地发言。非文学者掌控了文学的话语权。文学因为体制可能获益，也因为体制而让文学蒙羞。大家知道的山东作协的一个官员在汶川地震时写过“做鬼也幸福”的诗。这在世界上绝对是文学的奇观。体制会倚仗着强大的惯性而变得麻木不仁乃至厚颜无耻。好在，文学的存在已经有几千年了，文学不是为体制而生的，文学乃是我们的心灵。人类的心灵因为有文字的回响，而变得干净、纯洁、美好，充满了浪漫和梦想。这就诚如略萨说的，因为文学，使人类的语言不断进化，达到了精致和美妙的高度，这增加了表达快乐的可能性。我可以补充的是：语言文字进化的微妙程度，写意的程度，不仅使人类表达各种快乐成为可能，也使我们在表达内心深处的爱和各类痛苦与悲伤成为可能。有时候，表达痛苦就是一种快乐，而且是非凡的快乐。譬如作家，用诗，用小说，一抒心中的郁结块垒，岂不痛哉快哉？！我还想引用略萨的一段话，他说：一个缺乏文学熏陶的社会，就像是聋子、哑巴和失语症患者组成的社会。这里因为语言的粗俗和低级导致交流存在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一个人。一个不读书或读书很少或只读垃圾书的人是残疾人，他说话很多，但能表达的东西很少，因为他的词汇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想一想当下我们现代社会的混乱、卑下、拜金主义、言语粗俗、无知、情感乏味、爱情原始，“这个噩梦将让整个人类屈服于权力和正统思想。”

噩梦笼罩在没有了文学的后文学时代的头上。

在你们的父辈或者在你们出生的那个年代，一些人嗅到了文学对于这个社会巨大推动作用的气味，包括文学可以迅速改变命运。他们超凡的嗅觉突然唤醒了体内的创造潜能。读一读从新疆流放归来的当年的王蒙的小说，如《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读一读徐迟在60岁以后写的《哥德巴赫猜想》，读一读张贤亮的《绿化树》，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这些激情澎湃、才华横溢、横空出世的作品，就知道作家释放的能量对社会的震撼和对旧有秩序的摧毁决不亚于原子弹。那真是文学的盛宴时代，因为社会和人性有了改变，整个社会从狂暴的革命中解放出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晚上，从我县城的县政府出来，走在黑暗的大街上，突然从县广播站的喇叭里，传来了《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那真是觉得有一种变天的喜悦，一种天籁之声。那种音乐对人心灵的灌注，有一种想呼喊，想哭泣的感觉。生活终于变了！街道还是过去的街道，黑暗也是过去的黑暗，但突然觉得世界美了，路宽阔了，人的内心突然变得跟那歌声一样柔软了，夜色无比美妙。一句话，世道终于变回来了！一个人——如果你有足够的敏锐和接受能力的话，在那种社会剧变的时刻，会对爱，对欲望，对未来，对生命，对越轨和反叛的能力，有新的认识。

但是经过了30多年的冲击，文学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生理低潮期，人类各种技术的进步和对技术过分的依赖，使得我们对心灵关注的功能在逐渐弱化，人们不再倾听自己的内心，完全屈从、听命于生活环境的驱使和各种科技制造出来的操作器械，它说是1我们就摁1，它说是2我们就摁2。甚至我们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如××兆、××像素、××G、什么3D、B超、CT、核磁共振？技术只要记住一个名词，可以不望文生义。在这30年变态社会环境和经济车轮剧烈反复的倾轧与蹂躏下，我们的灵魂所剩无几。心灵开始提前困倦，价值失范，位置错乱，灵与肉因为世俗社会的填充，渐趋饱和，其他的东西如文学进不去了。何况文学本来是弱势的，像一个羞涩的村姑，躲离人群很远。我们完全麻醉在世俗生活与技术成就的奴役中……边缘化是一个好听的名字，事实上，在强大疯狂的经济战车和娱乐至上的社会狂欢中，文学被扔出了我们的生活，被摔得鼻青脸肿，成为当代一些无知的人嘲笑和恶搞的对象。一些想编造故事的人，企图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分一杯羹，但网络和报纸、电视等的平台更勾引人们的兴趣。使得虚构成为马后炮；有一些想抒情的人，发现愿意倾听和理解他们的纯朴心灵不再。没有倾听者的抒情就是疯子和神经病，虚构与抒情成为了一部分人心灵寄托的乌托邦。

我们自己获得的唯一自由就是让语言解放。但是，人们尊敬的是语言本身，或者说人们感兴趣的是语言自身的魅力，他们忘记了语言呕心沥血的创造者，那些语言幕后的英雄，那些每天吸着劣质烟，喝着浓茶，熬更守夜、遣词造句的作家们。而阅读成为了一种稀有的缘分。你是偶尔听到，偶尔见到，偶尔淘到，偶然读到的一本书，不是商业炒作的、让人失望至极的书。有的人干脆不再读书，不再相信文学有宗教救赎和慰抚灵魂的力量，有的人干脆去宗教里寻找，完全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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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权力以强大的征服方式，重新为我们的生活确立了铁一样无情的规则，成为最为凶猛的行为主宰。它暗示的就是，它们的结合是不可战胜的，其他的，哼哼，滚一边去吧！鼻屎大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如果他运用得当，最大化，它分分钟就可以不动声色地毁灭掉千百年来人类累积的至为善良的古老美德，权力正在撕裂社会的底线。为所欲为的权力造成无数人心中的痛苦与幻灭乃至绝望，当找不到解救时，会变成无可估量的破坏性力量。但是，想一想，上世纪中国的黑暗，因为有了鲁迅，苏联时期的白色恐怖，因有了索尔仁尼琴、艾赫玛托娃，光明会离我们近一点。并且，因为他们的作品，我们不仅知道了真相，也懂得了什么叫正义、真理和勇敢。即使我们不喜欢他们描写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喜欢上了诅咒和戳穿那个时代的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那个时代也就因为他们，突然有了一种透明感。这就是文学的光芒所穿透的。它一直刺入人心，照亮我们。

不可能让权力和金钱让步，它们实在太强大。有时候，文学的确是脆弱的，只有靠暴力与革命才能改变这一切。但，某一个时刻，权力与金钱被抬到最高点的时候，文学对它的反击和折磨就开始了。上世纪“天安门事件”中的天安门诗歌，就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成为结束一个荒唐时代的号角。有时候，文学也许会乔装打扮，变成了别的，比如短信、段子、微博，甚至扩张到传闻、谣言等等，通过语言的智慧和暴力来进行心理暗杀。在这里我转告一个段子，讽刺央视街头调查“你幸福吗”的：

记者：“大爷您幸福吗” 大爷：“啊？”记者提高声音：“问您幸福吗？”大爷：“你说啥？”记者又提高声音：“您现在幸福吗？”大爷：“我耳聋再大点声！”记者声嘶力竭：“您、幸、福、吗？！”大爷：“再大点声！”十分钟后记者离开。大爷自语：“操，我早听见了，累死你个王八羔子，让你拎个那破玩艺满大街找幸福！”

还有更绝的方言版和网络版：

“大爷，您幸福吗” “么司啊？”“您幸福吗”“你说滴么司撒”……十分钟后记者离开。大爷朝记者离去的方向骂道:“个婊，劳资装勺你还真把劳资当勺啊？冇看出来是碟务装勺滴撒伙姐!冇得事莫在街上到处找人奏笼子，捏鼻子哄眼睛！劳资每天造业死滴，幸福尼玛个侉子！”

其实金钱和权力很容易成为我们的敌人，倒是，我们要保持对娱乐的警惕，它会与我们内心肤浅的快乐狼狈为奸，并将导致人的情感的全面退化，对善恶是非的不闻不问，整天咧着大嘴傻笑，目光盯在几个让人生厌的、绯闻不断的明星身上，以为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看似快乐无比的、无忧无愁的氛围中，一个民族的血性和敏感就会流失掉，吃喝玩乐、浑浑噩噩的每日行程就会成为常态，而对社会改造的热情被日常生活的本能取代。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平庸、沉默和肮脏，人们的生活不过是满足起码的生理需求，而坏人的恶行将因为我们的容忍更加肆无忌惮。我们的一切就在无声中被占领了，包括文学以及她衍生的领域。

不能没有用形象表达的思想，同样也不能没有因精神渴求踏上的孤独挑战，文学不是属于志得意满者的，不是属于对命运不再奢求的人的，不是属于追逐财富和炫耀权力的恶棍们，真正的文学更不属于献媚、哄骗、摇尾乞怜和心怀鬼胎的官场。

有时候，当我感到被污辱、被轻待，感到文学对我自己的选择造成困扰的时候，我真的想离开它，这个让我的人格尊严经常受到威胁的地方。这个地方常常是鹊巢鸠占、坏人当道、俗不可耐。可是一些青年作者仍会因为热爱，仅仅因为热爱而趋之若鹜，企图拥有它的未来。以文学作为赌注，许多人的确正在慢慢走向成功。作家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时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冒险，让许多人一试身手，但是，他们生不逢时。

对于真正想从事文学的、喜爱写作的人，我只能祝福，你们是这个破落时代的“最后的贵族”。如果你作好了准备，你得要接受写作的持久挑战和虐待。常常讲一个作家总是有强大的内心支撑。一个看似柔弱、瘦小的人，一个小女子，或者一个残疾人，几十年如一日的，通过他们的作品你完全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强大的力量。人虽弱小，作品却像一座山！写作的信念就是靠信仰来支撑的，精神的力量比之身体的力量往往强大数百倍。

那么，写作就是一种搏斗，以弱小之躯与庞大的、虚拟的巨兽搏斗，与文学所产生的各种悖论搏斗。你休想走得很顺，每一次提笔都是一场肉搏战，生死之争。不是他死，就是你活。没有轻松的写作。谈不上解惑，我们共同来梳理一下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时常会遭遇到的一些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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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自信的关系。写作因其操作大脑的特殊性，更需要天赋。一个人对语言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几乎是恒定的。就像一个人写字的字体，年轻时怎样，到了老年大致还是怎样。有人说写作就是天赋，后天的努力全是白搭。但在文学史上出现的结果也有颠覆性的。大家熟知的罗琳，写《哈利·波特》的那位。有一篇文章说到，她把这个故事讲给她身边的女友听时，女友根本不相信罗琳能写出这本书。那时候罗琳快30岁了。有的文章说罗琳小时候就有写作的天赋，但我看到的文章说罗琳本来是一个教师和家庭主妇，没有文学写作经历，也没做过作家梦，但她却成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作家和最富有的作家，《哈利·波特》给她带来了10亿美元的身价。还有的是在默默的写作途中被突然发现。这种发现的故事有多种多样。但是，你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写作能力。能力与天赋不同，比如绘画天赋很多人都有，小时候可以涂鸦出很有意思的图画，可是你不经过大量专业的训练，没有技巧能力，你的天赋就会萎缩，直至消失。作家也是。 因此，什么都有可能。我说的内心的强大和不可战胜就是你的能力，就是自信带来的。充满自信的作家他的作品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不自信会变得胆怯和颓靡，自信过度又会变得狂妄和油滑。这种被自信与自卑撕扯的疼痛每天在写作时都会伴随我们。必须在你成就的范围内，保持适度的自尊与自信，要得体。如果超越了你的成就，妄自尊大，会遭到周围人的嫉恨和嘲笑。

狂热不是自信，虚幻的、虚构的浮名只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自信是建立在宽阔的生命观、爱恨观上，建立在坚定的信念和娴熟的操作技艺上。美国作家华利兹说：“大部分作家被野心勃勃和自我质疑撕成两半。”他举了伍尔芙对自己作品《灯塔行》（又译《到灯塔去》）的例子。《灯塔行》是一部极端现代主义的小说，整部小说的布局极不对称。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一天，第二部分写10年。据说伍尔芙完成这部小说后，极度不自信，在手稿上写下了对自己的疑问：“这是废话吗？这是聪明的吗？”现在看起来，它确实有太多的废话，但它成了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她还有一篇短篇《墙上的斑点》也成为了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但自我质疑是建立在曾经的野心勃勃之上的。没有野心勃勃的试验，你的自我质疑只能是自怨自艾，自我哀叹。可见，作品在这里，成败才可由后人评说。自我质疑是充满了意味的自我审视，是对自己一堆产品的过分挑剔。我给一句忠告：你的任何作品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垃圾才是垃圾，空想才是垃圾，而作品不是垃圾。



天真和成熟的辩正。一个作家固然要以丰厚的阅历、坚定的人生看法来使自己成熟，因为文学是人类心智极其成熟的表现。它提供对世界的看法可与神灵媲美。文学既可以像镜子，反射现实，也可以像梦境，预言未来。在文学上的太过于成熟，就是油滑和重复自己。而真正的成熟，是天真未泯。我们可以举庄稼和瓜果为例。当麦子和稻穗太过成熟就倒伏了；瓜果太过成熟就稀烂了，软趴了。藜蒿成熟后是一堆杂草。作家的内心必须有一种童贞般的敏感，对世间的万物葆有一种好奇心。这样他的观察才会细致，思维才会敏锐，包括对痛苦和欢乐的敏感程度，有时候要超过孩童，他才能接近真相，才能让作品新鲜、细腻、细到他人无法摹拟的地步。我看到有些作家到了一地，特别是新的地方，表情很麻木，目光无神，没有兴趣。结果，大家到的同一个地方，有的作家会写出非常细致的东西，纤毫毕现，没有遗漏，但有的人写的却无甚新意，语言乏味，缺乏细节，没有激情与感叹。这种人，基本是废人，一辈子不可能写出惊艳的东西来的。要哭，就要像婴儿那样的号哭；要笑，就要像婴儿那样的傻笑。

作家在作品中描摹和猜测万事万物，深入各色人等的内心，因此小说要懂得世故，但不要老于世故。否则只能是油嘴滑舌、言不由衷的废话。帕慕克说过，好的文学都来自一份充满童贞的心。托尔斯泰强调感受和理解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愚蠢。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知识的累积和对文坛的知道，让人越来越累，如果像当年思想单纯去神农架该多好。如果是现在去，我肯定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有时候，有一种单纯的拼劲儿，拗劲儿，一往无前，啥也不想，会出好作品。对大自然，对人，对生活的感悟，不是知识能够帮忙的，而是好奇和贴近。倾听自然和他人。当我们说，要对这个世界进行反叛的时候，是否感到这个世界全是敷衍，没有真话，缺少可以交心的人？当你遇到悲痛时，孤立无援时，是否会找到一个愿意聆听你内心苦闷且真正能在意你的悲痛来安慰你的人？大多数的答案是否定的。世界在你失意的时候最令人茫然。平时朋友满天下，关键时刻无人鸟你。一些天真单纯的人最容易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冷漠、圆滑、敷衍、无情，也容易受到伤害。有时候是如锥刺心地感到困惑、惊恐、挣扎和绝望。当世界是由一群老奸巨滑、脸厚心黑、世故无情的人把持的时候，文学家的童贞会有拯救和震醒社会的功能。至少，他说出了真相，有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

湖北在明代有一个文学流派，这就是我家乡的公安派。主张性灵说，以性灵为文学创作的圭臬。圭臬是法度的意思，但公安三袁不承认法度。文章发乎性灵，何来法度？我手写我心，如稚儿语。信腔信口，皆成律度。果然，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如“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如“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再如“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灵性说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李贽的“童心说”来的。李贽主张文学要写“童言”，即“真心”，是末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他在《童心说》一文里说：“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的意思就是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简言之就是要提倡真人真心真性情。可以想见，在明代，有前后七子，如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都是大学问家，文章其实十分了得，又身居高位，岂容得下来自荆楚偏僻之地的几个年轻人的文章？但是公安三袁一出，在其性灵说的旄下，聚集了一大批有叛逆性格的作家诗人，他们的学问也许并不是最好，但他们的文章、让文坛为之一亮，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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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汉斯·康宁说过这么一句话：“要书写你心里听到的声音。”学问和经验都不会告诉你怎么才能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深夜里土地的呢喃，甚至我们祖先在泥土里继续说话的声音。或者在一个老宅，从老红木家具里听到古老幽灵窃窃私语的声音。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布恩地亚这个孤独家族来到马孔多小镇延续他们的历史，背着祖先的骸骨，小说写到泥瓦匠把他们祖先的骸骨砌进墙里后，他们寻找的办法就是贴在墙壁上倾听，果然听到了深沉的咔嚓咔嚓声，于是找到了祖先的骨头。这里就是只有作家才能听到的声音。



感伤与快乐的转换。写作是在不停地转换感伤与快乐。我刚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回来。读过帕慕克的，知道他写过一本自传体书就叫《伊斯坦布尔》。在这部书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呼愁”。帕慕克解释说：呼愁就是心灵深处的失落感，或者失落所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其实他在讲话中说到的呼愁就是一种感伤。“在我开始写作时，具有天真和感伤两面，其实所有人都有这两面。天真来自我们自然的本性，这时我们不会考虑自己是否鲁莽，我们就像孩子随便乱画一样写作；而我们的精神中还有非常复杂的部分，需要考虑美丑，道德困境等等艰难的问题，我管这个叫伤感的属性。我认为要写一部好小说，我们必须同时天真与感伤。”帕慕克的感伤，就是面对伊斯坦布尔古老的街道、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轮船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深夜夜航船的沉重的汽笛和落日下倒映着奥斯曼帝国的城堡与残垣断壁时的粼粼波光。这样的感伤像我们住在江边和河边的孩子也遭遇过。

你可以看到伤感对一个作家作品的深度与浓度该有多么重要。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忧郁的、优雅的、高贵的气质。一个作品本应该是有质感的。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呼愁，我们有夕阳，但没有那么美丽的海峡和那么多的、密集的断壁残垣，没有那么多的历史痕迹和当代混乱而蓬勃的生活一起展示的风景。因为后朝对前朝的毁灭，我们丧失了呼愁的权利。那些新的高大建筑的夹缝里的夕阳，没有情调。古代的，庙拆了，碑砸了，宫烧了，城扒了，墙毁了，砖垫猪圈了，石头修路了。我们到哪里伴随着这些消失的景观呼愁？连忧伤也没有依托，只剩下迷惘。只剩下想像。那些稍微能占领我们视线的高大历史体积的建筑，都成为了过去，不会夹杂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一起变老，一起成为伤感和幸福的热流。

我在荆州挂职时在荆州城里住过一年，我也和朋友登上过城墙，在城墙上行走，像老南门上有一个宾阳楼的遗址，只有了柱础和大致的当年建筑的轮廓，据记载，当年是非常壮观的。还有那些留着岁月痕迹的巨大青石板，以及老南门外的曾经壮观过的老教堂，成了木材场，欧式雕花窗户也破落了，钉上了木条或砌上了红砖。这是信仰的破败，当然也是文化的破败。可是我很纳闷，荆州城里有许多作家，却没有一个可以为此感伤和呼愁的。我们看到当地的文章都是为这片城墙的历史自豪和骄傲。这种自豪和骄傲显得多么轻薄，多么没有分量。

“人只有在痛苦中才更像个人。”孟德鸠斯说的。把痛苦升华为快乐，而感伤就是一种幸福，一种特别的、充盈在写作者心中的更为深沉的幸福。在写作时体味那种常人忘记的苦痛，那种悲伤，都是一种幸福。何况你将这些感情浸泡在你喜欢的、你自己寻找来的字眼、语气、风格、意义之中的时候，快乐就被制造出来了。美国作家华利兹有个形象的比喻：“写小说是孤独的职业，但却不一定寂寞。作家的脑袋里聚满了角色、意象和语言，这使得创作过程有点像在舞会上窃听别人的谈话。”想一想，当你书写一个场面的时候，揣摩着人物内心的活动，是不是有点偷窥的味道？这种窃听、偷窥，是语言摆布的乐趣，它比真正的窃听和偷窥更有着想象的愉悦，有着内心暴发的快感。作家皮尔西说：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可能正在处理我的愤怒、我的羞辱、我的热情、我的快乐。”但如果用梳理、整理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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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生活中的悲剧，揭示生死轮回中生命逝去的感伤，你用动人的文字把这一切留下来，何尝不是一种快乐？生命会因此变得强大，不再害怕孤独。应该说，生命中我们的快乐远多于我们的悲伤，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所有的故事，是要通往天堂，也就是通往安宁、平等、理解。这是一种精神在假定状态下的演习和虚拟的美德。无论是悲剧、喜剧，是好人蒙难，是坏人得到惩罚，在焦虑的收集材料和构思情节、塑造角色、选择语言与风格、摹拟语态、寻找语感、营造语境，挑起语言冲突，从而与世界进行的沟通中，在与现实的对峙中，你是主动的，你掌握着所有的节奏和结局，充满着战斗的快乐。最后将混乱肮脏的现实环境转换成了干干净净的文字，用感伤的情绪虐待自己，你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就像那些以刺舌头蘸血写《血经》的和尚，用自己的血，说通了世界的道理，这就是语言和文字的神圣之处。美国有个剧作家大卫·马密说：“文学的目的在于使人愉悦。为了建立或取悦学术是胆小鬼的想法。学术也许可以制造低层次的自我满足，但怎能比得上伟大作品带给我的喜悦？又如何能比得上我们在简单直率的作品里发现的乐趣呢？”法国作家皮埃尔·米雄说：“写作就是改变事物的符号，把往昔的痛苦改变为现今的愉悦。”



仇恨与大爱的并存。我说要有一些仇恨的时候不是煽动仇恨。用憎恨这个词替代也可以。爱憎分明难道不是一个作家起码要具备的素质吗？但，爱憎分明是一个立场问题，而我说的仇恨与大爱并存是胸怀问题。仇恨不是狭隘。憎恨有什么不对呢？憎恨人间的丑恶，憎恨贪腐、憎恨社会的不公，憎恨压迫、专制。一个外国作家说：专制与作家是一双仇敌。虽然托尔斯泰在遗嘱里最后宽恕了这个世界，但也有伟大的作家如鲁迅却在遗嘱里说：我一个也不宽恕。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各自民族的伟人。说因为仇恨就是心胸狭窄，他们把仇恨一厢情愿地、简单地诬为阴暗、森冷，认为作品中充满仇恨就是冷漠的，内心没有温暖和大爱的作家。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那种义愤，那种义正辞严、那种凌厉痛快的诅咒与反抗，莫非不是一种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

有些仇恨是与生俱来的。许多挑起仇恨的人才是我们仇恨的根源。恨一个人，或者恨一个集团，恨一个阶级，是在长年的磨难与迷惘中慢慢滋生的。我们生活的时代，从上世纪开始，从残暴的革命和种族灭绝到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无不使人们学会了深深的仇恨。二十世纪是一个教会人仇恨的世纪，也是一个觉醒的世纪，暴力是觉醒的一种象征。但暴力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仇恨的行列，使人们愤恨的东西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使恨成为对社会的疯狂报复。偷盗、拦路抢劫、滥杀无辜……骚乱是无序的仇恨，而思想是有序的仇恨。我欣赏有序的仇恨。民谣、段子的幽默同样是一种仇恨的表露。恨才是历史火车的轮子，而爱只是润滑剂。想一想，一个一个朝代的灭亡更替，是爱造成的还是恨造成的？

我们许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下手总是太轻了，笔下绵软无力，写的不是大爱，写的也不是大恨。卡夫卡说：“我们应该阅读那些让我们受伤或者捅我们一刀的文字。”这里面，爱与恨的分量是足够的。《圣经》中有个大义人叫约伯，他一生经历了奇特的苦难，当然是上帝考验他。他说：“人民有苦难，你岂可以不哭泣？”敢爱敢恨的作家，立场分明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着替天行道的力量，有着拦路鸣冤的正当性。对我们渴望的世界形态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而不会成为别一种社会形态所期待的脉脉温情、用陈词滥调掩盖正在横行的罪恶和真相的作家。

恨是需要境界的。这是我许久说过的一句话。恨到深处便是爱。仇恨需要胸怀。有些仇恨一钱不值，只会平添烦恼，让你偏执，让你的内心被绞杀。有些仇恨纵然把牙齿咬断也毫无意义。

写作其实也是在寻找虚拟的对手。写作不是面对虚空，写作是一种对垒。前面有你的敌人。还是卡夫卡说的：“一个真正的敌手能灌注你无限的勇气。”面对着大量的不满、怨愤、厌恶，作家岂能沉默？可以让无聊的文坛和娱乐时代增添点别一样的情绪，让人们从温文尔雅和靡靡之音中醒过来，对我们侧目而视，不也很好吗？让我们从完美秩序的幻觉中大喝一声，表明我们的大爱是人民、真理，是我们心中有着不幸和悲伤的文字，是我们自己的阶级。一个好的作家，敢于仰天长啸，敢于长歌当哭。我虽有仇恨，心中无块垒。我用文字把仇恨回赠给了卑鄙无耻、让人诅咒的现实，化作了挑战社会的力量。现在你们终于明白，老陈我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了。



远离与拥抱的调适。当你拥抱你热爱和衷情的东西时，你也就远离了另一些东西。这又是一个悖论。这些悖论的处理，就是写作的真谛。你热爱山冈，你就远离了平原；你热爱大野，你就抛弃了城市。文坛有时是可以远离的，这样你可能用全身心拥抱文学。文坛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算计的，一个是纯粹的；一边是漠视、无知、撒谎、献媚、掠夺、窃取，一边是宁静的表达、深处的沉醉、宗教般的喜乐。

我自己是一个爱远离的人。远离我不喜欢的城市浮啸的生活，去拥抱我自己认为值得的、有助于我的精神健康的东西。有一种拥抱，是套上近乎后的回报。有的人拥抱与他的才华并不相符的大量名声，说白了，就是对时代的暗示投怀送抱，在令人窒息的场合像官员一样笑着，看起来一往情深，但暗地里充满了算计和鬼胎。以大大方方的屈服承认了现状的合理性和正统性，在拥抱中表达了他们俯首称臣的意愿，虽然是言不由衷的表演。

其实，文学疆域何其宽阔，你完全可以对别人的所爱不屑一顾，自己去寻找心中的文学信仰、文学世界、文学乐园。当我们的文学信仰一旦建立，那就意味着你必须远离另一些文学的表达方式、语气、视角、生活场景、好恶、语言氛围。甚至在语言的选择上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在结构上，在文学生成的理念上，与他人渐行渐远，踏上了一条孤注一掷的险途。而这时，你的文学梦想就有了实现的契机，创造的欲望被唤醒。对旧有的、庸常的、卑下的、人们趋之若鹜的东西不是远离，而是将其摧毁和抛弃。这种远离是为了更深的、更专一的、持久地拥抱。这种远离是一次最终拥抱的选择，一种写作信念的突变。如果你做对了，远离就是一种写作操守，一种镇定，一种清醒，一种向更大世界拥抱的期待。

通俗的说法是，换一种方式你就会成功。远离诚如美国作家华利兹说的，保持一种创造的本领“这是我们容易稍纵即逝的资源，最可能在功利社会里萎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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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与笃定的抉择。每一个作家在他独自追求的路上都有无数个迷茫的关口，写作的分分秒秒都是抉择的时刻。作家最大的迷茫是他虽然是成年人，却不知道自己写什么？怎么写？写出来后，他纵有旷世的才华却得不到承认、喝彩，得不到真正高手的赏识。迷茫会出现在动笔前，也会出现在作品完成后。写作中充满了自信，写完后精神崩溃了，失去了对文学的基本判断能力，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直到有一个人承认：“嗯，不错！你写得真好！”你这时才会活过来，像一个孩童一样开心地咧嘴大笑，又把自己刚才认为很糟糕的作品重新读一遍，欣赏一遍。

作家很多时候的心智只有孩童水平。我在网上看到关于游行中暴力行为的专家解释，认为一个人只要上街加入游行的队伍，就只有13岁的智力了。这种智力不是指智慧，是指他的控制能力、心智水平、喜怒情绪的过山车升跌。没有人研究写作者在动笔写作后的心智。我认为不会超过10岁。迷茫时刻就是写作的灰暗时刻。你对于题材的选择、技巧的运用、作品深度与狠度投入的多寡、分寸的把握……各种权衡呼啸而来。写作又是自愿的，像理查·佛德说的，写作的确经常是灰暗寂寞的，没有人真的非得写作不可，不写作就活不下去。放弃写作也许是解决迷茫的最彻底方式。因为你太过于思虑，思前想后，一个题材到了你那里，反复折腾，不敢下手。犹豫是写作的死敌。你只当过日子一样的，一日三餐。写作就是反复过日子。这是作家的经验之谈。美国作家玛琳·霍华德说：“写小说与热恋无关，它的热情与坚持无关。一种经常混夹着欲望和乏味工作的矛盾组合，比较像一场历时很久的婚姻，它需要不断重新燃起心中对写作的热情，它要求对孤独时刻的奉献。”海明威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在孤独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如果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每天面对永恒，或者面对永恒缺乏状态下的那种孤独。”

其实这还是指技术性的迷茫，而心灵的迷茫是最要命的，他找不到对手，找不到要表现的对象，找不到要抒发起来让人接受的感情。就好比你有了一双强壮的手臂，却不知道要拥抱谁而不被别人打耳光？有了一只坚硬的拳头但不知道要击打谁而不被别人打倒？技巧总是有的，只是悟性有高有低。我也时常会听到写了几十年还在坚持的朋友说：现在不知道写什么好，总得不到承认。其实我也不好劝这些朋友，只能安慰他们。他们也写得很苦，头发比我掉得多，脸比我黄，牙齿比我黑，神情比我沮丧。他们也有不错的才华，技巧也很娴熟，但就是迷茫。一些青年作家的迷茫是立场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写作立场。他们下笔时是犹豫的，躲闪的，时隐时现的。当你的形象亮相的时候，没有笃定和绝决，表达的东西也不肯定，就像你不敢挺身而出，想得到人家的喝彩和赞美就是困难的。就像上台表演，“你吼一嗓子！”你那一嗓子吼好了，架势出来了，底亮出来了，掌声哗哗；没吼好，喝倒彩。就这么简单。容不得你忸忸怩怩，区眉小眼，矫揉造作。好的作家的书为什么招人喜爱，时时想拥入怀中，并且心存感激？想一想吧，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家？肯定是那种语言非常精彩，思想非常深刻，有着坚定写作信仰和越界想象的作家。你的作品能够唤醒他们的某些思考冲动和反叛情绪，增加他们的灵魂重量，你就会受到欢迎和尊敬。那些像江湖独行侠的作家，躲在我们谁都不知道的角落，犹如藏在江湖的深处，以作品作为他们飘忽行踪的现身。而读者一旦喜欢上了他们的作品，就会不停地去寻找他们。就像索尔·贝娄说的：“我们无法猜测究竟有多少独立、自学的文学鉴赏家和爱好者还存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但我们手边的些微证据显示，他们很高兴，也很感激能找到我们。”

写作总是侵入别人的空间，你既会招致人的攻击，也会招致人的喜爱。因为你创造出了文学的尊严，你还有可能会成为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像张承志，听说在西北，他比大阿訇更有号召力。他用自己的作品建立起了一个信仰王国，将自己的天才化为劳作与歌唱，他得到了大家的尊重与拥戴。

写作是一场抗争，一次对正义和美德的声援。作家苏珊·桑塔格说：“我期待写作中的搏斗。我以为一个作家应具有一种英雄的禀性。”是的，你可能被写作打败。有宿命，有机遇。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人生，正视命运。不要紧，因为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英雄气质就是为了造就一个作家的。希望你们既然选择了写作，就不要当孬种！不写就回去经商赚钱，写就写出个样子来，好吗？
拜托你们了！谢谢大家！
  
                     （根据2012年10月22日在湖北省第二届青年作家高研班上的演讲录音整理）

恋恋风尘

不错。有时候，文学也是自己和自己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