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刀自杀结论太侮辱智商

三点水

公安县政府网发布消息称谢业新为自杀


　8月27日下午6时，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在办公室身亡。29日晚，公安县委宣传部发布通稿称，经缜密调查，谢业新系自杀身亡。但家属称死者身上共有11处严重刀伤。
   结论一出，舆论哗然。其实公众要的是真相，哪怕真相暂时超出一般人理解范围，最终也会为人们逐渐接受。还是要详细披露相关检验数据，那种轻慢民智的信息披露方式，只会不断增加民众相信“11刀自杀”的难度，这不是帮倒忙吗？


11刀自杀，太不符合常识“身中11刀是自杀？”这个疑惑，无论如何，不是智商水平、认知能力正常，具有一般常识的成年人所能解开的。比如，据参加了尸检全程的一死者家属透露，尸体共11处刀伤，多处为致命伤：颈处共有4处刀伤，其中脖子有明显割伤，伤口长达17厘米，气管和喉管都被割断。此外，死者右锁骨处从上至下刺伤多刀，深至胸腔。胸部至腹部共4刀，左手手腕2刀，右手腕1刀。这种情形，如果不是有深仇大恨的寻仇报复，或者死者个人有着极端病态的某种自残自虐倾向，你很难相信，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能如此血腥地屠戮自己。而家属表示，死者“为人性格开朗，根本不存在心理问题”，“女儿即将大学毕业， 没有自杀的理由”。
所以说，家属的质疑，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完全情绪化非理性的。
如果是他杀，为何用了11刀如果说谢业新是他人所害，那么也有几个疑点：1、为什么凶犯捅了11刀才致人毙命。2、现场为什么没有打斗痕迹。
因此，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结论都是难以服众的。

专家表态不合时宜家属在通气会现场悲伤不已
专家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诠释就个人而言，我也很难接受“11刀”是自虐心态下的激情自杀，诚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官方调查不能总羞辱公众的智商”。不过仍然需要提醒的是：辱骂者与李玫瑾之间事实上并不是一场平等的对话。李玫瑾更多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诠释，国外100多刀自杀的案例虽然是孤例，却不容否定，自虐式自杀方式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仅仅作为一个犯罪心理学家而非办案人员，她也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
李玫瑾说“11刀”或许是自杀，这里面可能有学术之伤，但她犯的错误在于不应该在这个场合来说，这种言论只能出现在课堂上。
围观者多从个体的感知出发来判断每一个公共事件的发展前期，面对呼之难出的真相，公众往往充满了焦虑，而权力者或司法者却迟迟不回应，这自然会让他们情绪百生，此时李玫瑾再不合时宜地出来表态，也就点燃了公众本来就蠢蠢欲动的愤怒，李玫瑾也就必须被挨骂。
众怒背后的社会断裂之殇民众对专家的怒骂其实更反映出了一个沉重而普遍的现实：那就是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话语、共识的断裂。专家本来只应做思想的精英，不做道德的精英，而现实中太多专家在道德上的糟糕表现，最终演变成了公众对专家群体的整体怀疑。
我们需要在李玫瑾的被骂中看到这样一个危险的信号：有太多的断裂正在无声无息地产生。没有共识就没有和解，一味地争议与谩骂，只会把不明真相继续引向没有航标的河流。

警方态度太轻慢家属围着公安县纪委副书记提出质疑
案件要素容易挑动大众神经官场、凶杀、纪委，这三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足可以挑动公众神经，何况三个纠缠到了一起。公众很容易从自己既有的影响出发，来推测谢业新死亡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本来就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局面，而他们的轻侮态度，又进一步引爆了公众的情绪点。
湖北公安县警方态度轻侮，让人好笑其实要解决公众的疑问也很简单：如果公众对“自查自纠”不接受，那就尊重民意，主动避嫌，引入独立第三方。如果确是“经缜密调查询问、现场勘查、法医尸检”得出的科学结论，那么不妨公布尸检详情；可由于死者家属质疑“自杀说”，当地竟取消新闻通气会；而截至那时，死者家属尚未拿到警方尸检报告。
再看湖北公安警方是怎么做的。警方将谢业新定性为自杀后，称该死亡事件就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义务去调查其自杀动机及原因。定性为“自杀”，至少引起了谢家属的强烈质疑，也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强烈质疑，谁都认为这个“自杀”定性武断且没有说服力更没有科学性，而当地警方却匆匆“定性”，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武断结果，当地警方却以这个武断的结果为前提推定为非刑事案件无义务调查动机与原因，这岂不是一个“双重武断”。试问，对于一个广泛存在质疑的“自杀”案件，警方没有义务调查，难道老百姓“有义务”调查或者其家属“有义务”调查？。
湖北公安警方这种轻慢民智的信息披露方式，除了让人反感，又如何让人相信。

比11刀自杀更可怕的中国官员真的很抑郁吗
官场抑郁，还是被抑郁官员自杀最近常有所闻，自杀的原因几乎来自同一个催命鬼——抑郁症。这就使得官员的自杀原因几乎千篇一律，而这种高度概括的自杀原因，就让人觉得掩盖或抹煞了某些不同的细节。
正因为是官员，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官场，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地方，在他们“为人民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忧郁和纠结，以至于发展到活不下去的程度，人民群众应该是有知情权的。而“抑郁症”也可以视为心理疾病，官员患病也就是个人问题了。偏巧抑郁症又是自杀的重要诱因，二者相辅相成，似乎天衣无缝。如此的反复，让人们也对官员的自杀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更多的是调侃和无奈。
其实这种无关官场，只关抑郁的事例，才是真正可怕的。
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商家不可信，专家不可信，官场更不可信。这大概就是当下社会的写照了。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信任度却在明显滑落。这种现象提醒当前重新审视社会关系、重构社会信任的必要性。信任的丧失往往会很轻易，有时候只是个别行为即可引起公众对某个群体的普遍怀疑。相比之下，信任的重塑却非一朝一夕之事。这其中，当然有一个公众心态更加成熟理性的过程，但更关键的恐怕还在于社会管理的主导方——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能否主动作为，一方面约束自身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
如果11刀自杀不调查清楚，也只是加大了社会各阶层的不信任度而已，湖北公安警方的官位，依然无恙。但是到最后，需要买单的是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