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

MySense

十一  挨贺子珍打骂

史沫特莱在全程参与了中共通过张学良逮捕蒋中正，强迫国民政府放弃剿匪计划的“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请和安排下进入延安。

《纽约时报》则分别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报道了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起的负面作用。

共产国际则于一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答曰，“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这当然是撒谎，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是周恩来的话筒，如果她违背了周恩来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请到延安。

放荡不羁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得到了男同类的青睐。正是她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事后，史沫特莱写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是否也有奸情，不好判断，但康克清与贺子珍都因此吃醋却有据可查。 史沫特莱还与贺子珍打起来。

陶铸的革命伴侣曾志在其回忆录中说，她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其实史沫特莱与毛虽打情骂俏，但双方没有奸情，毛看上的是为他俩翻译的吴光伟（英文名Lily Wu），而史沫特莱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怀和朱德。

史沫特莱不光乱谈情，还借钱不还，凡此种种让史沫特莱在延安引起众怒。最好笑的是这位“共产共夫”主义的实践者却被吃醋的贺子珍扣上了 “帝国主义分子”与“破坏共产党党风、红军军风的坏女人”的共产大帽子。

史沫特莱不仅被拒绝加入令她如鱼得水的中国共产党，她的延安行还因贺子珍到吴莉莉（吴光伟英文名的音译）的窑洞捉奸而被中断。贺子珍负气去了苏联后，吴莉莉与史沫特莱也难以再在延安停留。

史沫特莱九月离开延安，先跟随朱德当了九个月的“随军记者”，这可能是掩盖中共假抗日的宣传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莱镜头的原因。这期间史沫特莱与朱德分别向印度的孙中山—尼赫鲁写信求援，促使尼赫鲁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样死在中国的柯棣华。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借抗日之名为共军向国内外募捐和申请各种援助。有资料称，“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美国对华政策在中共篡夺政权中起关键作用，所以，不难想象史沫特莱会对上述美国要人施加影响。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莱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并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国， 开辟红色阵地， 继续为中共宣传。一九四三年，史沫特莱写成《中国的战歌》，借国民党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产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  最迟从这时起，史沫特莱就投入在美国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宣传战， 她写信告诉“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嘱我相信中国人民，你还指出你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你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一九四六年九月，老舍在免费招待艺术家创作的雅门（XADDO）与史沫特莱相遇。史沫特莱住在美国富人的庄园里为谋害了无数中国富人的朱德立传。她“无时无地不给当时的中国的解放区与苏联作宣传。在作这种宣传的时候，她还是针对着对象，适当的发言，不犯急性病。比如，有两次她到新从战场上退役的士兵里去活动，教他们不要追随着老退伍军人作反动的事情，她就约我同去，先请我陈诉蒋介石政权是多么腐烂横暴，而后她自己顺着我的话再加以说明”。

还有资料透露，史沫特莱与冯玉祥一起，开着车身贴满宣传画和标语的汽车在纽约四处演讲，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援助中华民国。象共产党一样不仁不义的冯玉祥，最迟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在美国协助红色势力抹黑蒋中正。冯玉祥骂蒋中正为 “帝国主义之狗”，其实他自己已沦为共产国际的狗。这个“大老粗”还在红色势力的支持下，写出《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竭力抹黑蒋中正。 因此毛泽东不惜花大价雇苏联客轮去纽约接冯玉祥回国，岂知客轮失事， 冯玉祥葬身大海。

史沫特莱则继续在美国为中共混淆是非，欺骗世人，比如，她在芝加哥作“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时宣称: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MySense

史沫特莱滥用言论自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受到调查。

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奉命调查左尔格间谍网疑案，毕竟日苏双方各执一词。调查结果被编写成《远东国际间谍的真相》的小册子，又名“威洛比报告”，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公布。可是面对事实，史沫特莱一如既往地撒谎并质问麦克阿瑟，“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利用豁免一切民事诉讼的特权，诋毁一个无职无权、连政治组织背景都没有的一个弱小的美国公民的名誉，该当何罪！”

共产国际在美国的走卒比如斯诺竭力支持史沫特莱撒谎。杨国光在左尔格传中，引用斯诺说，“最后迫使美国陆军部不得不作出书面道歉。它向一介平民道歉，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还透露，陈翰笙受命向史沫特莱转达中国共产党对她访华的邀请，并为此留下了盘缠一千美金。陈翰笙其时也潜伏美国，他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史沫特莱是中共篡夺政权约一个月后收到访华邀请的。

一九四九年深秋，史沫特莱想从英国转道投奔红色中国，于一九五零年在英国病死。死前，史沫特莱指定朱德为其稿费接受者并表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因此，史沫特莱在伦敦去见马克思一周年时，中共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上述老舍对史沫特莱的回忆，就是他当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红色宣传。那时老舍没想到，十五年后，他会作为北京文联主席被打得遍体鳞伤而投湖自尽。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共烈士陵园，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被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史沫特莱显然只是中共之友，或曰朱德的“白肤女皇”。

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象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都是洋奴美化共匪及其头目的代表作。

然而，即使是朱德也没有在红色中国免遭迫害。红色暴政建立后，朱德开始享有特权，一个人就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 在毛泽东打倒高岗、饶漱石以及彭德怀后，朱德被迫作过两次检查。一九六六年五月他又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其时他虽然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但已没有任何权力，身边也只剩下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文革”中，“批判朱德大会”虽临时被取消，但康克清则被打成走资派，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被卡车拉着，在北京游街、批斗。后来她还被迫扫厕所，七十年代后才官复原职。朱德的子女则被禁止进入中南海。连朱德纪念康克清的前任伍若兰而养的兰花，用朱德孙子朱和平的话说， “也同样遭到厄运。”

值得一提的是，康克清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听了有关罗马尼亚的红色暴政轰然垮台的文件后中风，清醒来后她的第一句话，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怎么样了？”
  

侵扰了全世界，占领半个世界的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各国都被人民推翻，中国人也必然会解体共产党的极权专制。 史沫特莱这样的共产间谍到时自然会成为反面教材。


十二  红色恶果

综上所述， 史沫特莱在二十年代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华民国，以记者身份从事红色宣传和渗透活动。史沫特莱象约翰·里德（John Reed）一样是在莫斯科的文学档案中有文章保险柜的两个美国人。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的铁证如山，但她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一再蒙混过关。

史沫特莱在中国活动的十二年间，“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红色头衔先后出笼。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进攻苏联的打算，可是随着“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和“皖南事变”的相继发生，战祸就被转嫁到中国。而“共匪”也变成了“红军”！从此事实被歪曲，正邪被颠倒。

以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与民国政府作对，误导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民国政府改变了剿共政策，承认了反传统反人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莱亲自参与了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尾崎秀实则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纨绔子弟西园寺公一创办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发表评论，宣称中国国民党将会放弃过去的“反共”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毛泽东等携起手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此断言让他一鸣惊人，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共领导的红军视为“共匪”而不屑一顾。（杨国光）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也断定，“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可看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共。毛泽东本来想杀害蒋中正，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蒋中正抗日。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叛变、反对政府，绑架蒋介石”，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与此同时，苏共发电报给中共，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透露，宋庆龄曾告诉他，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苏共还借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诬蔑汪精卫，说“张学良是受了汪精卫的影响，或者是汪精卫利用东北军中的反日情绪，发动了这次政变，绑架了蒋介石。”汪精卫认识到，共匪之抗日，为第三国际而战，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国崩溃。因此他反共主和，所以，苏共诬蔑他“主张对日妥协，是卖国贼”。这是共产国际的统一调子。过了两天，苏联政府还通过驻中国的使馆发表声明，谎称“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对张学良发动的这次政变。”

君子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不会信口雌黄，也不屑使用阴谋诡计。

共产党却为了篡夺各国政权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边渲染甚至制造中日矛盾，一边挑起民众的抗日情绪，目的就是要国军停止剿共。共党制造了“西安事变”后，发生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于是，国民党中央社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周恩来七月十五日拟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党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共党在第二条中自己承认了国军剿共的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共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产国际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的阴谋却得逞了。

上当受骗的国民政府只好退居台湾，对共党采取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态度。国共两党谁正谁邪，从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和大陆的状况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让木偶廖承志出面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后，宋美龄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开信。对照两封信，就能获知中共的伪善与邪恶。在此摘录宋美龄信中的一段，以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