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挑战各不同 习近平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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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庆祝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讲话，令外界隐然窥视到中共对民主政治的一次完整和不加掩饰的表述。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首次清晰宣布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或者表示中共第五代在重新定义一种新民主观，以打破西方对民主的解释权垄断。实际上，习近平此次对民主的新定义并不是空穴来风，无论从习近平个人还是中共整个历史而言，当下的新民主观的产生都有一个渐次形成的过程。尤其是相对于毛泽东、邓小平对民主的认识，可以发现，至少习近平开始承认民主本身的终极价值，当然它首先也是一种实现民本诉求的工具。
习近平民主观隐现
早期习近平本人对民主的感知较为少见，而目前所知最清晰的表达可遁迹于其早年主政浙江时期的短论集《之江新语》。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即2003年至2007年以“哲欣”为名开辟“之江新语”专栏，论述浙江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该书《要“民主”，还要“集中”》一文中，习近平谈及民主与集中时写道：首先要讲民主，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然后才是集中;对于党内民主，习明确提到了“不唯票”、“不唯分”，而是应该“重德才、重实绩、重基层、重公论”。可见，在此阶段，习近平内心已然对西方民主体制中唯选票是从的倾向抱持批判态度，而更为注重“选票”背后的实际意义。而这一思路显然与最近他在政协讲话一以贯之。

习近平挑战西方民主政体重新定义中共民主观
在9月21日举行的政协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表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其箭头所指，显然是警告在中国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局面。
在就在政协成立65周年前的人大60周年会议上，习近平亦用“8个能否”评价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有效的，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从此段讲话中亦明确判断其着重点何在，即相较于西方代议制民主日渐衰落，习近平作为中国式民主的忠实信徒，更倾向于阐述一种执政全程的而不是阶段性的、高度秩序化的而不是引导混乱的、政治平等的而不是预设前提的，也就是实际的而非形式的民主。
此外，习近平在庆祝政协建立65周年时还特别以三个“独”字，来总结了中国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无疑，这就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内容，高调“庆生”，是要向世界宣示：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
实际上，协商民主本出于中共建政前，此后全国人大成立后，政协的“协商民主”的意义便渐渐消退，甚至被视为政治花瓶。自十八大中共首次将“协商民主”提升至一个相当的高度，到2013年11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其提升至中共民主体制之于西方民主体制的重要区别，再到当下总结三个“独”字，习近平意图将协商民主充实中共民主体制的用意已逐渐清晰化。
从工具论到目的论
毛邓民主观的修正
事实上，不独习近平本人的民主观念是一个渐次定型的过程，从中共整个大历史来看，今天习近平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认知也有差别，尤其是毛泽东、邓小平二人。总体来看，毛邓更侧重于民主的工具性意义，尽管邓小平后期态度转变，经历文革意识到民主精神之于中共乃至中国前途命运的意义，试图恢复重建民主集中制传统。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针对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难逃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规律，毛泽东曾在回应黄炎培时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和法律。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让人们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有分析人士即认为，这当然表现了一个领袖的襟怀和气魄，但也同时表明了，人民的说话的权利，是要通过领导人的“让”方能实现。毛泽东还曾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邓小平一生的时间跨度决定了他对民主的思考转变更多。当年，邓小平从法国流亡苏联就学。在1926年8月12日的一份课堂笔记中，21岁的他曾写道，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傅高义在自己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称邓小平的这一信念终生未改，但其实他错了。1956年中共八大，邓小平的报告曾警告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认为加强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即在当时的背景下，邓小平同样认为民主是对抗个人崇拜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中共开始反思民主体制为何如此轻易被破坏，个人意志如何影响国家政治走向。
于是，邓小平开始转变，将民主未能发挥效应归结于未能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更没有法律保障。
由此可以清晰看到，从中共历史上，包括毛邓在内，尽管对民主的工具性意义都是有认同的，但具体针对却十分不同。中共建政前，民主是对抗蒋介石的工具，而邓小平时代则是预防个人专断的工具。今非昔比，习近平则面临的则是来自外来的意识形态威胁，相应他也在更新中共对民主的定义，尤其是汲取西方民主精神本身的终极价值意义，因此将其制度化、法制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挑战西方经典的民主政体，重新去定义中共的新民主观。
[来源: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