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枪击致37岁母亲丧命，专家怒批ICE不专业战术

瀚文

2026年1月8日 周三开讲

周三，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蒙面的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近距离内，向一辆汽车开枪，子弹射入车内，37岁的母亲雷妮·妮可·古德（Renee Nicole Good）当场死亡。

这起事件迅速引发全国关注。但如果把它视为一次“孤立的执法失误”，那就完全误判了问题的性质。

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自去年9月以来，全美至少已有9人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射击。而这些案件有一个几乎令人不安的共同点：所有枪击发生时，受害者都在车内。

这一模式的出现，令执法系统内部和公共领域同时震动。原因并不复杂：几十年来，美国警务训练中早已形成高度稳定的共识——不得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

早在1972年，纽约市警察局就已明确禁止警员向手无寸铁的司机开枪；此后，该市警察枪击事件显著下降。《纽约时报》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口最多的25个城市中，大多数都明确禁止或极度限制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

核心原则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车辆构成威胁，你应该离开它的行进路线，而不是站在车前开枪。

然而，在执行唐纳德·川普政府“大规模驱逐”行动的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这一原则似乎正在被系统性忽视，甚至被彻底抛弃。

为厘清“对车辆开枪”在专业执法中意味着什么，《Mother Jones（琼斯老妈）》记者诺亚·拉纳德，于周三晚间采访了执法用武力领域的权威专家——塞思·斯托顿（Seth Stoughton）。

塞思·斯托顿（Seth Stoughton）

斯托顿曾任佛罗里达州警官，现为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律与刑事司法教授，是全美执法用武力规范的知名研究者，并曾在德里克·肖万案中作为控方专家证人出庭。

以下，是这段采访的完整中文译文。

《琼斯老妈》专访全文（完整译文）

问：执法领域的专家通常如何看待“是否可以向行驶中的车辆驾驶员开枪”这个问题？

塞思·斯托顿：我会从三个不同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先回到法律规则本身：根据1985年的判例——《田纳西州诉加纳案》（Tennessee v. Garner），执法人员只有在合理判断某人构成迫在眉睫的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威胁时，才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因此，从宏观上看，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警员是否合理地感知到了迫在眉睫的死亡或严重伤害威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应发生枪击。

这就引出了在“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这一情境下的一系列子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

1.这辆车是否本身构成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2. 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几十年来，警员在训练中一直被明确告知：只要不站在车辆的行进路径上，就可以避免被撞。大量战术手册和专业文章都清楚指出：站在车辆前方或后方是一种极其糟糕的战术选择，不仅违背专业原则，甚至违背常识。因为警员在身体上不可能阻止一辆汽车继续行驶，因此站在车前没有任何战术收益，却带来了巨大的战术风险。

当然，也可能存在例外情况，比如车辆突然转向朝警员驶来。

这时，下一个问题是：警员是否可以在不开枪的情况下，应对车辆带来的威胁？

原因在于：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并不是一种可靠有效的制止方式。

如果你想象一辆车正朝你驶来，向驾驶员开枪并不会让车立即停下：

第一，你未必能完全制服驾驶员；

第二，即便击中驾驶员，你只是把一枚“有制导的导弹”变成了一枚“失控的导弹”。

因此，警务训练中的另一层明确原则是：当车辆本身是唯一的“武器”时，除非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应对威胁，否则不应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

如果你可以躲开，躲开永远是更好的选择。

问：从目前流出的视频来看，周三明尼阿波利斯的枪击事件大致发生了什么？

塞思·斯托顿：我至少看过一段视频，但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掌握足够信息，可以对这起具体事件下定论。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见过不少 ICE 或 CBP 执法行动的视频，它们明显不符合过去四五十年来高度标准化的交通拦截战术。

最近一些视频展示的是：不安全、战术上站不住脚的车辆接近方式。

所谓“车辆强制拖拽式抓捕”，常常把执法人员置于本可以通过合理战术完全避免的危险位置。

问：多起案件中，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似乎都非常靠近车辆正前方，而后对车内人员开枪。这在训练层面意味着什么？

塞思·斯托顿：在周三之前，我看到的最后一段 ICE 或 CBP 枪击视频中，一辆联邦执法车辆直接冲到目标车辆前方并将其逼停。随后执法人员下车。这意味着，至少有一名执法人员不可避免地站在了车辆的行进路径上。

此外，当执法人员从车辆正前方接近，或在车辆前方来回移动时，都会把自己置于可能被车辆撞击的位置。

如果采用不同战术，这种风险根本不会存在。

问：禁止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对减少暴力和挽救生命产生了什么影响？

塞思·斯托顿：警务工作的最高优先级是：维护人类生命的尊严与神圣性。这包括警员的生命，也包括社区成员的生命，同样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生命。

有些情况下，警员必须承担风险，例如应对正在行凶的枪手。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把自己置于危险中在专业上并不合适，因为存在更安全、更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

如果警员并未受到车辆的直接威胁，那他就没有必要射杀驾驶员。

好的战术不仅仅是为了警员安全，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斯托顿引用专业资料）

2006年，《Police》杂志发表文章《Stay Out of the Way（离开行进路线）》：

“2001年至2006年间，已有超过17名警员受伤、至少2名警员死亡，原因是嫌疑人使用机动车作为武器……

许多事件源于糟糕的战术与训练。

不少警员在事件初期站到了车辆的行进路径上，试图‘控制’嫌疑人或阻止其离开。

如果你只记住一句话：

你的血肉、骨骼和肌肉，根本无法与汽车或卡车的质量和动能抗衡。”

在执法战术和专业规范之外，这起事件还有一个同样不容忽视、却更具破坏性的因素——政治人物的即时表态。

尤其是唐纳德·川普本人，在事件调查尚未完成、关键信息尚未厘清的情况下，迅速在社交媒体上给出了一个高度定性、强烈指控式的叙事。

以下是特朗普推文的中文翻译：

我刚刚看了发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那段视频。这是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

那名尖叫的女性，显然是一名职业煽动者；而驾驶车辆的女性行为极其失序，阻挠并抗拒执法，随后还暴力、蓄意、恶意地碾压了 ICE 官员，而该官员显然是出于自我防卫才开枪。

根据所附视频，很难相信他还能活着，但他目前正在医院康复中。

这一事件正在被全面研究，但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激进左翼每天都在威胁、袭击和针对我们的执法人员与 ICE 特工。

他们只是想完成“让美国安全”的工作。

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执法人员一边，保护他们免受这个充满暴力与仇恨的激进左翼运动的伤害！

这条推文的问题，并不在于“立场鲜明”，而在于它在三个层面上同时突破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底线。

第一：在事实未明前，强行完成“责任归属”

川普在推文中直接断言：1. 围观者是“职业煽动者”；2. 驾驶者“蓄意、恶意碾压执法人员”；3. 枪击是“明显的正当防卫”。

这些判断，并非来自调查结论，而是来自政治需要。

这恰恰与执法专业原则背道而驰。正如塞思·斯托顿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是否存在“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是一个需要高度克制、严格审查的问题，而不是一句情绪化定性的标签。

当国家最高权力人物在调查开始前就给出答案，实际效果只有一个：向执法系统传递信号——你们的行为在政治上已被预先免责。

第二：用“敌我叙事”取代专业审查

川普将整起事件的“根本原因”归咎为所谓的“激进左翼运动”，并将 ICE 的执法行为描述为：“只是想让美国更安全。”

这种叙事，刻意抹去了一个核心事实：现代警务并不是一场政治阵营对抗，而是一套高度专业化、以最小化暴力为目标的制度。

一旦执法被嵌入“我们 vs 他们”的政治战争逻辑中，战术选择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风险不再被视为需要避免的变量，而被视为“必要代价”；退让、回避、降级处理，被视为软弱；使用武力，被重新包装为“立场坚定”。

这正是为什么斯托顿反复强调：好的战术，不只是保护警员，而是保护所有人。

而政治化的执法，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这种表态，本身就在“火上浇油”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这类言论不仅无助于降温，反而在制造更高风险：对愤怒的公众而言，这是否认伤害、提前定罪受害者；对一线执法人员而言，这是明确的政治背书；对局势本身而言，这是在告诉所有人：不需要等待调查，结论已经写好。

这与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警察局长呼吁的“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悲剧”，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说错误战术已经让风险上升，那么草率而傲慢的政治表态，则是在为下一次悲剧铺路。

雷妮·古德之死，不只是一次致命执法的结果，也是一次政治话语凌驾于警务专业之上的展示。

当“不该开枪”的共识被战术上无视，当“等待调查”的原则被政治上跳过，执法不再是公共安全工具，而变成了政治冲突的延伸。

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来自圈子: 社区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