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礼平谈他所知道的“西纠”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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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

1981年后礼平（右）与清华附中毕业的作家张承志合影

忆红卫兵运动荣衰：只是当时已惘然

原载《北京青年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触及红卫兵运动的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一问世就名重一时，引发了文坛内外广泛、深度地争论，构成新时期奇异、难忘的文学景观之一。时隔三十多年，该书作者礼平讲述了作品创作的过程和他所知的一些红卫兵运动的荣衰往事，读后让我们有一种“返身”历史现场的感觉。

生活中的原型与我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

许多年来不少读者朋友一直关注《晚霞消失的时候》这部小说后面所触及的一些隐秘的东西和真实背景。我没什么刻意要回避的。我承认我有过一些不太寻常的经历，见过、认识和接触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不少事情让我刻骨铭心。这都是那部小说的故事来源。我那篇小说的原型与我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至少我觉得我将他们的风貌写出来了。我为此深感满意。

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本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一开头的故事是真实的。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的朋友们全都知道这件事。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现在还在。

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

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他们都是我们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也是学生领袖，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那些情景我都写进了小说中。我写得相当真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国少庄，他那天也去了。当时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后来国少庄看到我的小说，不知道是我写的，还拍着那本书跟我说，这个小说的作者那天一定也在场，他肯定参加了那次抄家。你就知道我写得有多真实了。

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他们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这就是少年人做的事。可恨起来真可恨，可爱起来也蛮可爱的。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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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文革”中一出来就让人腻歪透了

现在的人讲起红卫兵运动来，以为就是一大群不懂事的孩子在瞎胡闹。这么说也对，但却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概念。红卫兵运动有它的复杂性，红卫兵怀疑过，震惊过，思考过，也反抗过。这都是历史。在他们当中，至少是有好些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在怀疑、震惊、思考和反抗着了。我将这些人称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或者冷静派。红卫兵中的另一些人是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冲突和碰撞，就土崩瓦解了。

当时我们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在“文革”中写过文章，办过报，组织过团体，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文革”前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精英学生，像马凯、薄希永、秦晓、李三友，等等，都是当时的高材生。我们这些当年的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就知道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了。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时的理智派。在我的印象中，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是无奈和不屑。我们学校还有个徐小岩，是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是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就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参加，看都不看，问都不问。后来徐帅卷进二月逆流，杨成武被难，他们也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态也不表。这就是彻底的理智派。孔丹他们那一帮人热情洋溢，想要在“文革”中做些正面的事，结果差点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后来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1967年他们的判决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的前面。

当时十八九岁的高中生，比现在要有头脑得多，主要是有政治头脑，理念也更成熟。不要以为红卫兵都那么狂热，有的是冷静的人。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一个多月了，我们学校就一直顶着，全校一致地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8•18”前夕，突然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四中才匆匆成立了红卫兵。这就是较着劲呢。

“文革”初起时，也就是在1966年春夏之际的那3、4个月中，形势变化非常快，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搞起来的。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来打倒刘少奇。乱天下者是红卫兵。所以那一阵儿，江青对红卫兵的那个亲热劲儿，真够让人肉麻的。那时中央文革的那几块料，像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整天围着海淀那几个学校转，江青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动员和暗示这些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但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没听懂吗？心里明镜儿似的，门儿清，就是装傻：爷昨天造反，今天不干啦！这就是觉悟。江青别看是主席夫人，“文革”前神神秘秘的，“文革”中一出来就让人腻歪透了。

海淀区的红卫兵是最先起来的。等我们西城区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也起来时，他们已经与江青暗顶起来了。西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这时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已经很矛盾了。一方面，毛主席号召造反，父母也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很躁动不安。

“文革”初起时的那个气氛，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合人们心思的。但中央文革做的事，特别是江青那个德行，也实在让人看不过眼。而一些乱象的势头也让一些有头脑的人感到了担忧。所以西城区的红卫兵起来以后，做事的风格就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

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不成立红卫兵，我们还是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这时团中央已经没有了。我们学校的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运动一起来，自己就主动瘫痪的。工作组一来就交了权。工作组也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被上面撤回去的。这时学校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做事的风格也很不同。

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彭小蒙一度是江青的直接联系人，江青抱着哭的人就是她。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西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西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做了很多过激的事，像抄家、破四旧、批斗等等，但是在红卫兵运动的高层，却有过一个非常理智的核心。当时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做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有大量可供攻击的材料。所以很多地方的档案在“文革”中大量散失。而我们学校是马凯接管的档案，那一阵守着那批档案，管得很紧，四中的档案因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在有些学校是很难得的。后来李敖从台湾回访母校，四中能将他的成绩单拿给他看，让他知道当年他是不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中的，马凯应该说是功不可没。那一阵他们真是干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在那么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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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

当我们学校作为西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西西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记得当我们终于明白刘少奇已经肯定保不住了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李三友，或者是戴小明，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李三友抑或是戴小明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无奈的语气中透着坚定，说：“还能怎么办？紧跟总理呗！”

这时海淀的那批“首创红卫兵”已经让江青和陈伯达给搞得蔫头搭脑，中央文革整天催着他们去打倒刘少奇，但他们磨磨蹭蹭，避着，躲着，死活也不上那个套。而西城区红卫兵起来之后，却是一番气冲霄汉的景象。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居然声动海内，各地的批斗浪潮一时敛息了很多。而这一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

也就是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年的8、9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打死的部长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事情发生得很仓促，令总理措手不及。打手主要来自煤炭学院的大学生。不久冶金部部长吕东又被群众围住，准备带到冶金学院去批斗。当时被批斗的人，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这时纠察队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就赶到了纠察队。董良翮已经集合了一批队员等在那里。我们学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他们后来给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简直是惊心动魄。他们只有十几个人，面对数千群众，居然就挡住了这股洪流。“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更何况来的还是红卫兵的“纠察队”。这样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则很离奇，那是宗教学院的学生造反，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说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也是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但纠察队正好没人，值班的赵胜利只好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了身份，那里的群众与和尚居然也就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是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就用书包这么卷了回来，交给了西城公安局。

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但是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

伤痕文学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文革”前，毛主席和刘主席的二元中心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革命象征，“文革”中一朝倾覆，当时曾令我们痛心不已。毛刘周的三位一体则是我们的信念，也在“文革”中四分五裂，同样使我们备受煎熬。在那些所谓的峥嵘岁月中，周总理曾像父亲一样与我们朝夕相处，他神话般的完美人格就近在咫尺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令人震撼的人间奇观。很多人直到今天想起他来还会一掬热泪，后来我常想，在那些伤痕文学中，谢天谢地，我直到现在还不认为我的小说也属于此类，人们总是将“文革”中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整人的，一种是被整的，所以“文革”的历史就是魔鬼与良善的搏斗。但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浩大事件中，有没有更复杂一些的人呢？当然有，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由于红卫兵死活不肯打倒刘少奇，毛主席终于决定将这些“小将”一脚踢开。这都是一些吃香喝辣惯了的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又是这样的炙手可热。现在一下子落到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地步，立刻就疯狂了。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红卫兵在溃散以前可以说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现他们的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这些孩子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风气就这样败坏了。这不但令群众反感，连我们自己也觉得颜面扫地。

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这时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1966年12月26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成立，我去了，那其实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们学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纠察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张不管运动怎么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他们这时避免激化矛盾，其实是对的。但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我一个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这时却是“联动”的首领。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他们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最勇敢的言论。这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了号，但有几千个“联动分子”前去冲击了公安部，被干警打了个屁滚尿流。联动又反复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后来我们听说正是这件事让老人家彻底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西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人物一网打尽。

所以红卫兵运动真的是很复杂的。但我们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研究，却没有一篇文章写出过这种复杂性。我们还说要认识历史，从这样的文章中认识不了历史，什么也认识不了。伤痕文学之所以没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它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

“文革”前的作品就是这样简单化的，将历史归结为善与恶的冲突。“文革”后，我们的认识还是这样。这就真的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在经历过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后什么也没有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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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风格还保持“文革”时代的原生气息

谢天谢地，我的主人公在整个小说中只掉了一滴眼泪。我笔下的人物追求着一种内在的坚韧与遒劲，无论男女，都没有娘娘腔。我的小说不是伤痕文学。它是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的，我写它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黎明前最灰暗的时刻。它在年代上属于手抄本时期，只是没有来得及传抄起来而已。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正是因此它才没有受到新思潮和新风气的影响。它的风格还保持“文革”时代的原生气息。这是我很珍重的特色。其实早在那次抄家之后，我就开始构思这样一部小说了：一对刚刚邂逅的少男少女在抄家中意外重逢。但这个故事一直也没有清晰起来。我既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情节，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笔调。1976年1月8日，我在清晨的广播中一听到哀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周总理去世了。随后便是痛苦与愤怒的一周。我的情绪突然翻江倒海般崩溃了。从傍晚到深夜，我哭了四个多钟头，嚎啕大哭，哭得战友们全都莫名其妙。甚至连我自己也至今都不能理解我这辈子竟会有这么一哭。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决定要写“文革”，写我的感受，写我的思考，而不管它写出来后会是什么。这时整个中国还没有一篇关于“文革”的小说，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相信，我应该是第一个拿起笔来描写“文革”的人。半年后，这篇小说在批邓运动中完成了。所以它是在“文革”末期的漫天阴霾中写出来的。写作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个人情感上的挫折。这年我三十岁，三年中谈了四次恋爱全都无果而终，我终于意识到我很可能要在郁郁中独守一生。于是“文革”与爱情这两个要素，突然之间全都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