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阶级路线政策和“血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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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阶级内的平等

在解放区和建国初期，教育面向工农大众开门、保障劳苦大众的受教育权利是革命教育的基本属性，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在新中国的前30年，在普及和扩大教育的过程中，国家十分重视工农和革命干部子女在各级教育中的比例。1952年，教育部规定中等学校工农子女入学的比例，老解放区争取达到60%~70%，新区争取达到30%~50%。1953 年的高校招生办法规定，在成绩达到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工人、革命干部等。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148、338据1954年的统计，全国小学中工农成分学生已占82%，中学生中占60%以上。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 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54

然而，就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言，当时教育公平的成就掩盖了另外的事实： 对大多数人教育权利的保障，是以限制和剥夺少数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的教育权为代价的，实行的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这一明显的缺陷在社会生活中有两个发展方向： 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不平等对待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的政策，发展成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并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的“血统论”。另外，这种不平等的教育产生的另一个变种，是具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

1. 工农子女的教育优先权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对1949年之前旧教育最重要的批判是，它剥夺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劳苦大众的受教育权利，是面向少数人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工农群众、劳动人民的教育机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社会理想所决定的，也包括对五四教育文化中平民教育、大众教育、乡村教育传统的吸收和继承。

同样主张教育平等，中国共产党所依据的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与儒家文化“有教无类”的传统不同，与五四时期基于民主、自由的文化思潮不同，也与西方国家主要源自人文主义的传统不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教育学”的第一人，杨贤江在其《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1929）中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不可能是超阶级和超越政治的，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有产阶级成为有知识阶级，无产阶级成为无知识阶级”。他批判教育神圣、教育独立、教育救国、教育清高等论调，认为只有通过教育为政治革命、为阶级斗争服务，打倒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才能回归在原始社会时代教育是统一的、全人类的属性。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71~573因而，他提出“扩大平民教育，提高一般工农的文化水平”，既是破除不平等的教育、扩大工农的受教育机会的需要，也是基于“把教育视为革命力量的一个方面军”进行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

在工农大众中普及和扩大教育成为苏区和根据地教育的基本价值、基本方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 “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实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16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宣言》也宣布：“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教育。”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160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正式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表述是： “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经济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161在阶级性的定位下，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教育的方针，直接指向了“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如瑞金时期，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工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抗战爆发之后，延安时期对此做出调整，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高华.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见：“五四与中国现代教育”（香港）会议论文.香港：中华书局，2000

尽管如此，对“阶级出身”的重视和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仍然使知识分子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20世纪30年代初，在鄂豫皖和川北根据地，歧视和仇杀知识分子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明明识字却伪装成文盲以免遭到清算。高华.身份和差异： 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1947年根据地的土改运动，开展“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核心就是“查阶级”，即阶级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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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阶级路线政策和“血统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一方面工农及其子女的教育机会得以明显扩大；另一方面，伴随阶级斗争的升级，教育的泛政治化也日益严重。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且要在文化上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制度化的政策。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0920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八年招考新生的规定》指出，本年改变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为更好地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的政治质量，对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久的老干部，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采取保送入学的办法。”

60年代初，突出政治、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784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10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33。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对于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条件均合格的考生，按照报考志愿的顺序和考试成绩的高低，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不再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80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338

这样，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人民”的概念却被加以区分了，在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之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被区分为优先、限制、剥夺等不同的对待。

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并在“文革”中发展为赤裸裸的“血统论”。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的“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它与“阶级路线”实在是一脉相承的。北京学生遇罗克因父母是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企业主，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文革”中他撰写《出身论》反驳“血统论”，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决，是最惨烈的一幕。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一具有封建意味的“左”的政策也已经被摈弃了。

3. 干部子弟学校

出身论和阶级路线政策在剥夺了一部分公民的教育权利的同时，又对另一部分公民实行“优先”。在新的社会谱系中，尽管工农、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同属“劳动人民”阵营，但从出身论的观点看，他们对政权的重要性并非等同。不平等的权利观念，使得在劳动人民内部，“工农的优先权”逐渐转化为干部子弟的优先权。

这种等级化的教育在战争时期的延安即已出现。为解决中央机关领导子女的养育以及收养烈士遗孤的问题，边区政府成立了保育院，采取供给制方式重点包办党、政、军托幼机构机关幼儿园，适当扶持社团托幼机构的政策。“但边区保育院看护儿童需要核查父母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单位，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孩子父母身份不同，所得待遇差别很大，连孩子母亲的补贴也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分化严重。”蔡迎旗.幼儿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诚如研究者言，这种过分对党、政、军干部、特殊人群子女利益倾斜的财政政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教育财政的公平性都有消极影响。

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办学经历。当时边区即面临普及教育与提高质量的矛盾。1940—1941年，为提高教育质量，追求“正规化”教育，建设了一批资源充足、设施完备、师资良好、具有示范性的“现代学校”，关闭和兼并了众多条件差的学校，导致学校和学生规模大幅减少。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这一政策被指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而遭受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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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进入城市的领导干部阶层的特殊利益逐渐显现出来。在半军事化、供给制、单位制的管理模式下，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经费充裕、设备精良的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军区的八一中学、空军机关的育鹰学校、101中学等等。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9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 084人，教职员工2 975人。由于它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它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78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停招寄宿生，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从1955年暑假起，北京市所有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从1956年春季起，全国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逐步改为由普通小学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各部门办的干部子女小学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接管，以便统一管理。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32~533

该报告称当前干部子女小学存在的主要缺点是特殊化。一是生活待遇优裕，许多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女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二是经费开支过大。主要是由于编制大，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造成孩子脱离群众，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且娇生惯养，不爱劳动，不懂礼貌，利少弊多。

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在北京，它们成为“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西纠”、“联动”等“红色恐怖”活动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