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化楼:共产主义大楼样板工程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 “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3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