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逃未遂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与华北各兵团会师，迅速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塘沽构成大包围和隔离形势，继辽沈战役胜利以后的平津战役开始了。这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惊慌失措，坐卧不安。12月8日剿总军法处兼联秘处处长张庆恩（中将级，山西徐沟人，是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的桥梁，中统华北特务头子），从北平西郊总部回到城内西单教育部街剿总联秘处（华北四省两市的反共最高决策机构，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内办公），紧急召集处主任秘书姬振魁和我（我当时为该处秘书兼指导科长）等开会，张神色慌张，他把傅作义的最近情况向我们谈了。他说：形势十分严重，华北整个军事布局被打乱了。原来打算将张家口、新保安的兵力，全部集中北平，保住平津塘沽海道，准备南撤，可是新保安主力三十五军（傅的起家部队）已经被全部包围，无法突围，危在旦夕。总司令为此，通夜未眠，将床上的一把扫帚全剔了牙，处于一筹莫展之中。现在的形势是张家口、新保安的兵力10余万人被包围、被隔绝，无法调回，也无法救援，形成北平难守，南撤落空，而塘沽驻军已经开始南运，塘沽不保，天津合围，我们正处于绝望之中。我们听了张的谈话以后都相对无言，相顾失色。12月8日晚8时许，突然一声巨响，震天动地，把办公室窗框大部震落，我急与西郊总部电话联系，据称是南苑机场处理报废的爆炸品。我整夜未眠，加上宿舍隔壁住有从保定撤来的学生吵骂不休，更无法入睡。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局势的严重，华北垂危，北平即将不保，不如乘平津铁路尚通之时，下决心回天津携眷南逃。12月9日，我向张庆恩告假，准回天津，张并告与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一谈，并视察天津联秘处工作。我当天回到天津以后，没有去看陈长捷，先到中统天津处处长郭乾辉（叛徒，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叛变后，受中统重用，1948年夏从我手接任天津处长，原名郭辉，广东人）家，与郭见面后告以北平情况。郭焦急万状，急电南京中统总局请示，次日接总局回电，着即率全处人员撤离天津。郭问我如何，我说一道南撤。郭说：现在天津城防司令部严格规定：公务人员，一律不准离津，撤有困难。我说：你先拿着南京总局的电报去和陈长捷商量，如果不行，我再出面。郭去找了陈，陈长捷表示无船可派。郭找我去说，我说：陈只说无船并无不准撤离的表示，船的问题找李实斋设法（李是中统华北总督察兼天津海员公会头目）。我是华北剿总在职人员，傅作义要陈长捷（福建人，傅的保定同学，都是阎锡山部下的军长，与李实斋都有旧交）坚守天津，我不能向陈说情。 于是我与李实斋通了电话，李答应找船并陪郭乾辉去见陈长捷。他俩同车去见陈，陈表示既然南京有命令叫撤，我当然不能违抗，船的问题困难很大。李说还有一艘登陆艇未走。陈说：已经拨给空军后勤部门了。郭说：中统只有50人，不带东西，请司令下命令吧！陈长捷说：我办，你把撤离人员的照片交来，办理通行证，便于登船，因该艇是军用要穿军服。郭乾辉回来集中照片，在城防司令部盖了印，并指定12月13日下午4时登船离津。我回到天津一区万全道125号家中向我妻许守英（安徽和县人，是表亲，芜湖二女中、安徽大学学生）说明情况。她同意走，由于我有4个孩子，把行李简化，在司机申奉和的运送下于13日下午3时到达天津海河招商局码头，但登陆艇已离开码头数尺，此时码头上特务眷属哭声不绝，都向艇上拥去，但已经不可能了，我看到这种惨状，又感到船小人多，安全已无保证，不死于海底，孩子们也要冻死在海上。于是横下一条心，与妻交换意见后，临时决定放弃，原车回到家中，妻和孩子们，反而很高兴，我的心情却更沉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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