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此起彼伏,笑成一团,感到学习生活是幸福的,是很有意义的。我的学习小组有8个学员,大多是军统的人,由于龚盛甫和梁诒亭年岁较高,大约超过60了,干部一再叮嘱我,对年岁大的要细心照顾,多让他们休息,身体不适的要及时汇报,派来医生诊治。这里的一日三餐,都是白馒头;中晚餐的菜,不是白菜炖肉,就是萝卜炖肉,有时还发水果。我妻第三天来看我,因为人多她等不及先回去了。据管理人员对我说:“你爱人背着一个小儿子,大女儿提着一个小包来看你,我们劝她等一等,她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吃饭,改一天再来。”干部把送来的小包交给我,是用妻的头巾包着的,里面有食品和香烟,还有几块银元,没有信。我睹物思人,感到实在对不起她和孩子,但想到就是为了不抛弃她们而决心投向人民,这一点起码还不是灭绝人性、死硬到底的人,总还可以得到家属的谅解吧。 我在北京清河训练大队为期甚短,大约在1949年2月28日上午,杨大队长找我谈话,首先肯定我在北京投诚以后,确有立功表现,本来可以在大队学习,但由于我过去的重点工作地区在天津,天津方面很需要我去,有许多问题要向我了解。杨大队长很恳切的对我说:“像在北京一样,要继续在天津立功,你随天津的来人去,我们将你在北京的表现,通知天津,你会得到很好的待遇。”我给妻写了一封信。大队长说:“家属我们照顾,可以放心。” 当天上午我随天津派来的一位干部乘火车回到了天津,由该市军管会公安处科长吴联云接见。吴说:“你回来很好,你在北京的情况我们了解,表现很好嘛!”吴安排我到天津一区沈阳道原中统天津处住下,由公安处干部张灯安排在楼下会客室,这里就是我过去接待宾客的地方(此楼是华北大汉奸王揖唐的天津公馆,日本投降后我们到天津没收了这座楼,王以后在北京被国民党以汉奸罪公开处决了,据说王在受审时一直都一言不发,死无供词)。 我在楼下会客室住下以后,环顾四壁,大有昔时座上客,今日也成阶下囚之感。一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考虑日本投降后在天津三年,作恶太多,现在是归案了,不会有好的下场。但又想到我是主动在北京投诚的,共产党的政策,对我不会全部落空吧!原来中统天津处还有少数工人被留用,他们避着管理人员来看我,并偷偷地送来一些食品和香烟,我认为这是一种冒险而且是违法的行为,阻止他们不要这样对我。他们说:“不要怕,共产党对于放下武器的人,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并且向我透露,许文华(解放前是天津处处长、跟车警卫员)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我大吃一惊,许跟我多年,我在天津的行为他最了解,我什么还能隐瞒得了呢?但许文华未来看我。由于留用人员和我私下接触,使我产生了顾虑,我将这一情况向干部张灯做了汇报,张笑着说:“人总是有点旧感情的,过去你对部下还不坏,他们现在看看你,没有什么要紧,不必顾虑。”我要求不要这样,张答应了(张于1950年代后期已升任天津市公安局某处处长,他的爱人慕真也是公安干部,我在天津所写的材料和汇编的中统史料,都是经她负责领导的)。我开始一人住在会客室,也无看守人员,门也不锁。后来增加一人,据他自己介绍是日本投降后天津第一任市长张廷锷的侄子张树德。这一人名,我似曾相识,回忆在过去中统情报中报过张树德其人,张的岳父姜竹园老先生,曾是冀东革命老前辈,著名的共产党人,张树德本人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有关系,因为没有证据又是市长的侄子,所以没有敢动他。我问张为什么也进来了,他说:“可能与前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叛徒,军统特务)被捕有关,齐是我运用的关系,齐被捕了,组织上要我到这里来,听候调查。”我就没有再问他了。我看公安处对张很优待,张有鸦片烟嗜好,还准许张家送点干烟泡,逐步减量,后来戒了。大约一两个月便恢复自由,分配到天津民革市委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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