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我被移送到另一监所（原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是日本式建筑）。市局吴科长把我和李俊才（原天津稽查处处长兼军统天津站站长）、王清溪（原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舒季衡（军统天津独立台台长）等编为一个小组，定名为改造小组，李俊才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吴科长指出：顾名思义，就是政府对你们的政策是实行思想改造，改造成为新人，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除有党的政策，还要靠你们自己能否接受改造，把反动立场真正转变过来。吴科长规定小组的生活是：第一是学习，学毛泽东主席著作，学时事政治；第二是彻底交代个人历史和罪行；第三是订立计划，按中统、军统两部分，分别提出具体清理两个特务组织的计划和实施方案。第四是认清形势，去掉幻想，现在国共和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一旦决裂，便渡江解放江南，进而解放全中国。从这时起我们才开始正式学习，上午读报后，学习毛泽东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献。下午我拟订清理天津中统组织计划。正在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第二野战军和以陈毅、粟裕、谭震林为首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于4月23日一举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一伟大的胜利，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原来仍寄希望于和谈成功，划江而治，等待交换俘虏的幻想，被彻底的粉碎了。只有接受改造与国民党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求得人民宽大这条唯一的道路可走了。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也促进我们争取表现，就在这年5月，我完成了清理天津中统特务组织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在这一计划中，首先概述了在日本投降后中统在天津成立华北天津区（1947年改为天津处）的经过，它在天津的社会基础是北洋军阀的余孽、买办、日伪汉奸以及天津地方恶势力的汇集，被中统纠集的北洋军阀余孽就有靳云鹏（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段宏业（北洋执政段祺瑞的长子）、冯某某（北洋总统冯国璋之子）、边守靖（北洋总统曹锟在天津的代理人，时任天津恒源纱厂经理）、吴颂平（英商汇丰银行总买办吴调卿之子）、路五福（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在天津财团的总经理）、刘玉春（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师长，北伐战争时守武昌，城破逃津）、齐协民（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禁烟局长），这些人在日伪时期虽未公开投降日寇，但都与日伪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投降后为蒋介石所器重，都被中统聘为天津区的设计委员。他们在中统具体特务活动中，虽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但在掩护和支持中统上，在天津上层具有很大的能量。这批设计委员，还包括有南桂馨（山西军阀阎锡山统治天津时的天津市长），这些人是由中统华北总督察李实斋经常去联系的。天津的行政基层组织是10个区下属101个保，其中90%以上的保长，是日伪时期的保长。由于平日作恶太多，日本投降后天津人民纷纷向法院检举控告，中统乘机出面对日伪时期天津的保长一律以中统地工名义，开具证明，在法院销案，维持保长原职，并全部被吸收为中统特约通讯员。 中统华北天津区，受南京中统局直接领导，并受中统局华北办事处的督导。区长为甘舍棠（安徽桐城人，中统局专员兼，1947年调任中统沈阳处处长，解放前逃香港）、副区长有我和许汝骧（河北安国人，日伪时中统地工，南逃）。1947年中统天津处处长为蒋海溶（福建人、南逃）。1948年处长为郭乾辉（广东人，南逃），副处长未动，到1948年郭乾辉任内，副处长为万大镛（浙江吴兴人，南逃），班志洲、许汝骧均调离。区本部设组训、情报、行动、总务4个组，直属的分区在市内有5个，市外有天津县和塘沽2个分区，3年中在天津吸收中统特务达5000人之多。在社会各个角落搜集共产党情报，因而被中统所破坏的案件达数百起之多，其中包括中共冀中区在天津的党组织、贸易机构，解放区采买人员所运的枪支弹药、西药化工、电讯材料，很大一部分在出入天津时被逮捕、查封、没收，人员被强迫自首，而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则被移送天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刑或被杀害。中统在天津的特务组织，则设有工运、学运、商运、妇运4个组，其中以工运组规模最大，天津市共有职工会50余个，其中近40个工会的头目被吸收为中统特务。天津的“七联”工会，除邮务工会拒绝参加中统外，其余6个工会的头目如电汽车工会回云浦，自来水工会李某某，猪鬃工会步少棠，机械业工会王东亮，电力业工会王振邦，笔业工会名不详，都是中统特务。其次天津纺织业工会，包括中纺在天津的7个厂，除二厂、六厂工会属于天津大工贼苑宝璜派系，与中统无关系之外，其余一厂、三厂、四厂、七厂工会均由中统掌握，由大工贼特务苏砚田、李书田、苏福善等负责领导。中统天津工运组长为汤衡如（安徽歙县人，日伪时期的江苏武进县县长）。每周组、会按时举行会议，布置侦查任务，收取情报，40个工会的特务头目均参加，每人均发中统枪照，配有手枪，镇压各厂工人运动，随时密报进步工人，由中统逮捕。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天津垂死挣扎疯狂进行大逮捕，其中各工厂的黑名单，大部分由中统提供。中统天津商运组由涂益杰（原名涂廷杰，日伪天津社会局科长，为日寇管制天津粮食，为天津著名汉奸，解放前逃四川，后在四川云阳县原籍被捕镇压）、副组长赵遂初（山西人，天津颜料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前利用天津山西帮势力，当选天津“国大”代表，未被国民党承认，因而在南京“国大”会场前抬着棺材抗议，一时各大报以“棺材国大代表”称之），这个商运组的组织和活动多集中在天津颜料业、南北杂货业中。学运组组长为李宗岳（河北永年人，已逃），在南开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以及各中学均建有中统学运小组，吸收特务学生200余人。妇运组组长为李素真（仍留天津未逃），过去在天津妇女界中发展特务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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