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离开了杨家的次日，雷科长来告诉我，安排到西直门大街前牛角胡同4号居住。我去看了，据说是国民党某要员王某的住宅，人跑了，家具齐全。我住西屋两间，刘少山住东屋两间，便这样住下来，并送大女儿班孝纯入西直门小学继续上学。 1949年2月4日，雷科长来通知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要亲自接见我，我非常高兴。当晚去北京弓弦胡同（原是军统在北京的一个办公处所），见到了谭政局长。谭首先问我：“张庆恩为什么要走，可以不必走嘛。”我说：“张庆恩是山西徐沟人，中统老特务。三十年代便被中统派到绥远任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专为蒋介石拉拢傅作义，傅也通过张打通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后为傅在绥远扩编部队，补充军火装备，出了力，逐渐为傅所信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各省省主席兼任各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傅保荐张庆恩升任省党部书记长，并兼任绥远省党政军特联席会报（这是蒋介石在各省所设的反共决策机构，省主席兼会报主席）秘书处处长，傅将全部反共活动交由张负责。1946年国民党侵占张家口，傅到张垣，又保张庆恩任察哈尔省党部书记长兼察省会报秘书处长。1948年春傅到北平，派张任华北剿总军法处中将处长，兼任华北四省两市联席会报秘书处长。成为傅的心腹和得力助手。傅作义向华北四省（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省主席和两市（北平、天津）市长所发的反共密令都是通过张庆恩交由我手发出的。在这次傅总司令起义中，张庆恩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极力阻挠破坏，但由于傅的态度坚决，张的图谋完全失败，就不得不离开。即使傅起义后，对张的去留，还表示两可之间，但张最后还是飞往绥远了，张认为绥远还有可为蒋介石出力之处。基予上述情况张庆恩去了绥远。” 我谈完以后，谭局长对我在张庆恩走后还有机会南飞的情况下主动在北京投诚，表示欢迎，并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明确的，对于过去蒋介石集团的人，只要弃暗投明向人民靠拢，与蒋介石决裂并在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就一定获得光明的前途并给以生活出路。”谭局长又接着问我：“张庆恩走后，对联秘处人员是怎样安排的？”我说：“从主任秘书以下包括秘书薛佩印、总务科长张士洪等20余人，均安排到暂三军军长安春山部随军出城，能改编就混入解放军，不能就分别去绥远。临走时姬振魁还四处找我和另一科长刘少山，我们没有去，还有少数科员也没有去。”谭局长又问：“中统华北处情况如何？”我答：“中统华北处处长是由张庆恩兼任的，我也兼任华北处专员，副处长姜文锦、秘书王仁溥、组长孟宪海以及电台台长等均已乘飞机南逃。张庆恩在和平协定签订后，留有总务组长史浚、专员王凤歧、组员李士伟等成立一个移交小组，由史浚负责，将华北处所存28部电台（由东北、华北各地搬逃回京时交存的），长枪若干支以及该处财产造册向华北剿总移交，收条在史浚手中。另有一批美式卡宾枪和短枪，均由张庆恩带往绥远了。张临走前将该处未逃的特务一律资遣，张走时留下银元数千元交史浚掌握，作为特务眷属困难救济费。关于中统北平处方面，处长李郁才，副处长白乐华均已南逃。该处下属情况，史浚了解。”谭局长指示：“这些情况很重要，现在北京军管会即将办理国民党党、政、军、特全面登记；关于中统方面，我们决定由你协助办理登记，由公安局雷战三科长负责领导，并在这里给你拨一办公室，从明天起就开始工作。在办理登记时，情况复杂，要注意敌特破坏，自身安全。”我向谭局长表示了决心，以实际行动，争取宽大。谈话结束以后，雷科长对具体登记工作，做了指示，并同意我的意见从中统华北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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