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志洲: 我的战犯改造经历

次日我到灯市口去见李士伟，告诉李关于史浚交枪投诚的经过。李士伟问我，他将怎么办？我说：“应该去登记，你与中统关系不深，是日本投降后才参加特工组织的，而且在中统华北处是做事务工作的，地位不高，共产党是不会深究的。”接着我要李将中统在北京所有公私房产、财产、商店、工厂等开列一清单，交公安局接管，争取为人民立功。李这时还有顾虑，我说：“你是北京人，既然不走，就必须走这条路，否则没有别的出路，我是中统局专员，天津处的头头，联秘处的秘书，比你身份重，已经走这条路，你还犹疑什么？我知道你与华北处秘书王仁溥的关系厚，你也知道我与王是盟兄弟关系，我对你说的不会使你吃亏。”李才表示一定跟我走，愿意开出清单，我们当天上午在李家分门别类开出中统华北处、河北区、北平处以及几处负责头目的财产房屋30余处。下午带领李士伟在弓弦胡同办了登记并将财产清单交给了雷科长。公安局根据清单，以后都一一接收了。当日下午我又亲去前门外找到了中统华北处办理移交人之一的王凤歧，王是长辛店人，铁路员工，是长辛店机车厂有名的工贼，中统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在北平被日本宪兵追捕，逃往重庆，经交通部调查室主任季源溥（解放前任中统局局长）收容并秘密派回北平搞中统地下工作。我1944年在西安任中统局华北办事处秘书时，王经西安往返沦陷区时均与我联系，以后在重庆中统局也有交往，日本投降后他由中统局派任华北处专员。王见到我很惊诧，问我为什么不走。我说，家累太重了，我又问王为什么不走，他牢骚满腹并说：“抗战八年为中统出生入死，在日本宪兵的鼻子下收集日伪情报，几乎丧命，从北平逃了又派回，回来又逃走，当年的艰难困苦，说有什么用。原指望日本投降后，讨个一官半职，谁知给了一个坐冷板凳的专员，无事可做。国民党在华北完蛋了，我还凑什么热闹跟着跑，即使跑到南方，中统局还能给我什么？”我说：“你我多年同事，我是了解你的，你不走是对的，既然不走留在北京这样硬挺着也不是办法，应当找一条出路。”王说：“等着共产党来抓吧！”我说：“你酒又喝多了吧，这样不对，要找一条可走的路！”我告诉了他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投诚以及史浚、李士伟已经去登记的情况，并希望他也去登记，王不愿意，我便托王的一位女友（京剧演员）劝王，王才和我一道去弓弦胡同办了登记。 以后我就在公安办公处上班，负责协助办理中统人员登记，并发动史浚、王凤歧和李士伟等分别去找有关的人，前来登记。计剿总联秘处有科员蒋清棻、王捷三、马骏和办事员丁静贞等10多人，中统北平处一位科长和电台台长余拯民，还有分区主任等10多人以及中统华北处被遣散的员工10多人都来办理登记。后来发现中统局专门委员胡仁奎尚留在北京未走，胡是山西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晋察冀边区党部主任委员，与共产党在边区有过合作关系，他也以此显示自己了解共产党。1944年我在重庆中统局时，因胡与中统局副局长郭紫峻是山西同乡，常有交往，因而相识。1948年胡以中统局专门委员身份常驻北京，以调查华北解放区经济为名与各方联系，也常向我了解华北剿总的一些情况。这时，我到新开路东总布胡同10号找到了胡，与胡交谈后，才了解胡与共产党早有关系，胡明确地告诉我，他受彭真领导。我回到办公处向雷科长汇报了这一情况，雷后来告诉我：“胡是我们的人，他不用登记了。”（解放后胡仁奎在天津任外贸部主任。）在我协助办理登记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应当记述：就是1949年2月中旬，一天晚上我在西直门家中突然接到郭忏（国民党国防部独立纵队司令，是一个土匪部队的头头，驻在沧县、静海一带，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受华北剿总管辖，在天津常与我联系，是张庆恩的运用关系）在北京市内打来的电话，说是张庆恩派他来接我去绥远的。我在电话中回答说：“太晚了，不能走了。你住在哪里？”郭把电话筒放了。我考虑，张庆恩知道我留在北京，对中统极为不利，此时派郭忏来，很可能来暗杀我。我当夜便向公安局雷科长汇报了这一情况。雷在电话中指示我提高警惕，并问了郭的历史和在北京可能落脚处以及天津的住址。雷说：“即采取措施，并通知西直门公安部门，布置侦查，加强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