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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三个月后的农历七月十四日，凤山县解放了。没多久，土改工作组到了松陵村。松陵村的土地改革像三伏天的天气一样热烈。我们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祖父和祖母都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在土改中，贫农冯广顺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他分得了土地和牲畜不说，我家偏院里的三间马房也分到了广顺名下。 刚分到“果实”的广顺和祖父之间的关系显得有点别扭。他似乎觉得他不该白白地到我们家装粮食搬家具牵牲口；他似乎觉得他的作为对不起一向对他很宽厚的三哥。临拆马房的前一天晚上，广顺来找祖父。广顺进了房间，蹲在脚地，叫了祖父一声三哥，半晌不开口。祖父说：广顺，你现在是贫农，到这个院子还是少来几次好。广顺说：三哥，你说这话比用烟锅敲我还难受。又是烟锅?祖父看了广顺一眼，心头一阵悸动——广顺额颅上的疤痕太显眼了，它成了祖父一块心病。祖父不再说什么了。广顺说：我知道那三间马房是你挣来的，不是我……广顺欲言又止了。他想说，不是我白占你房。他欲求祖父谅解。祖父说：广顺，分给你就是你的了，你不要再说了，啥时候拆，你说一声，我把里面的旧家具搬出来。广顺说：三哥到底是明白人。我明天拆房。祖父说：那好啊，你拆吧，我今晚就去搬家具。广顺说：三哥，我不是来逼你的。就算你把那三间马房典给我了。祖父说：广顺，你千万不要那么说，你那么说，工作组知道了，非斗争我不可。广顺叫了一声三哥，竟然不知说什么好，脸上那愧疚的神情久久不肯撤走。 广顺的那头骡子是从我家分去的。秋天里他给自己种上麦子之后将骡子吆到了我们家的地里。祖父只剩下了一头老牛和一头牛犊，一晌午种不了几分地。祖父宁愿自己慢慢种地也不愿意广顺来当帮工。广顺一进地，祖父就支使他却支使不开。广顺帮祖父种了两天地。为这件事，广顺被工作组叫去谈话了。工作组先是批评广顺，之后，又开导他——他现在是松陵村的主人，而不是冯巩德的长工了。广顺自然给工作组做了检讨。 冬天里，广顺被派到乡政府学习。广顺从乡政府回来，再没有到我们家去过。第二年春天，广顺入了党，他在街道上碰见祖父不再叫三哥了。 一九五一年，“三反”开始以后，在斗争地主分子的大会上，广顺第一个上台控诉。他指指点点，声泪俱下，控诉祖父如何打骂长工、不把长工当人看。广顺指着额颅上的疤痕说，祖父过生日时嫌他没送礼，一烟锅把他打倒在地了——广顺闭口不提他“撵香头”的事。 广顺还揭发了祖父在土改中向他行贿的事。广顺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广顺和祖父心里都清楚。祖父听说要分浮财了就去找广顺。祖父不是为了求广顺什么的，广顺不是农会主席，不是村干部，求他也无用。祖父只是为了向广顺掏掏心里话——他想叫工作组给他多留一些房屋。祖父给广顺说了这个意思，广顺知道自己无权过问，宽慰了祖父几句。祖父去广顺家里时顺手拿了一包挂面——两年后，广顺将那包挂面作为祖父行贿的把柄揭发了。 当年的主人变成了敌人，当年的长工成了松陵村的主人。一九五三年，广顺当上了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当到了一九八三年。从此，祖父成了广顺的斗争对象。 还是因为广顺额颅上的那块疤痕。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周公庙庙会期间。三月十四日，广顺到了庙会上，他走到了当年和女人们快活过的窑洞前(“撵香头”的习俗解放后被废除了)，看着被蒿草蓬住的窑洞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晚上，和他在这眼窑洞内交欢的女人极其丰满，那女人给他带来了难以言喻的销魂。他们刚一进窑洞，女人就把她的舌头填在他的嘴里了，她几次把他浪在愉悦的巅峰，久久不肯落下来。事毕，她嘤嘤地哭了。他以为，她后悔了。她却哭着说，我的娃长大后还不知道他的爹姓啥呢?他明白了，她要他的名字。他在她的脸蛋上亲了一口，说：姓驴。女人吭地笑了。他不能犯忌，爬起来就走。如今，人去物非，他未免伤感。广顺正在愣怔地出神，一个道士模样的人走过来了，道士看了看广顺说：给你看个面相吧。广顺说：我不信那一套。道士说：不要你一分钱。广顺说：不要钱也不看。广顺已经抬脚走开了，那道士不依不饶地撵在他的身后，广顺躁了，回过头来说：你想干啥?道士说：不想干啥。恕我多两句嘴，你本来是一副福相，四方脸，鼻梁直，耳朵大，前庭饱满，要命的是你破了相，你的坏运气就在额头的那块疤上，你的后半生……不等道士说下去，广顺拧身走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额颅上的疤痕不但没有隐去，反而越洇越明晰了。广顺不愿照镜子，广顺一旦从镜子里看见那块疤就将镜子摔碎了，仿佛那块疤是他的人生的屈辱和羞耻的记录。洗脸时，他的双手要从那块疤上绕过去，他一旦触到那块疤，手指头好像放在了火中烤——对祖父的夙怨触手可及。道士的话如同一把大手把广顺压在心中不想提的那根蔓很伤情地提起来了。可是，他不相信“破相”的话，更不相信相貌的差异会给人带来好运或厄运。他的二儿子刚满一岁就得了小儿麻痹，他的一个女儿生下来就又聋又哑，有人劝他去周公庙给“神”烧些香，许个愿。他不去。他没有给人下过跪，他更不愿意给神下跪了。广顺摆脱了道士，到东面的舞台下看了一会儿戏，又想到西面的舞台下去看戏。他刚钻出人群，老远看见有一个女人正在朝木桥上走去，那女人迈着碎步，脚下轻得像水上漂一样。广顺眼睛一亮：这女人太像他当年在月夜里追撵的女人了。广顺兴头来了，几乎是小跑着向木桥那边而去。他估摸，不等那女人上桥，他就会追上她，看个究竟的。突然，被他摆脱掉的那个道士仿佛一杆长矛横刺过来了，道士挡住了他的去路：咋样?给你看个相吧？他恶狠狠地瞪了道士一眼：走开!道士说：看你，害怕啥?他高叫一声：滚！一把将道士推开，三步并作两步跨上了木桥。过了木桥，他再也没有瞧见那个女人。 广顺回到家的时候，女人正在院里用簸箕簸麦子。女人一看见他，脸拉下来就问他：你咋回来这么早?他劈头问女人：你看我咋样?他用手指了指面目，女人觉得他问得蹊跷，停下了簸箕：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叫我看啥?他说：叫你看，你就看。女人盯了他一眼：好着哩。他说：说实话。女人说：有点阴。他说：不是说这个。他的一只手指头在额颅的疤痕上点了点。女人说：这疤痕碍你啥事?他说：得是这叫破相?女人说：我也闹不清，反正，面目不浑全了。他掉过头用生硬的目光盯住女人喝问道：你也相信破相?女人惊恐不安地说：你今日个咋啦?他说：我不相信破相，不相信求神问卦那一套，啥也不相信。女人说：你不信就不信，给我凶啥哩?女人不知道他心里埋藏着什么。 广顺确实不相信道士的话，可是，道士的那句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记忆，勾起了当年的屈辱和对祖父的仇恨。当天晚上，广顺就召开斗争会，斗争祖父。在那天晚上的斗争会上，广顺第一次动手打了祖父。在此之前，祖父被斗争了好多回，广顺从未动过手，而且，一旦有人出手，广顺就对那些人喊三喝四，不准他们胡来。第一次打祖父，广顺打得很狠，他又是拳打脚踢又是扇耳光，他逼着祖父，要祖父交出“变天账”。祖父争辩了两句，广顺就举起了屁股底下的凳子。就在凳子将要砸下去的一瞬间，公社里派来的驻队干部挡了他一把，凳子打在了地上，两条腿被打飞了。不然，祖父非被广顺砸死不可。 广顺和祖父之间，不只是个人恩怨。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广顺对阶级敌人绝不心慈手软。在一九六四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广顺一手操纵给松陵村补定了十四户地主。一个年仅二十九岁的年轻农民因为被戴上了地主“帽子”而自杀，广顺对死人也不放过，在棺材前召开了他的批斗会。陪斗的祖父回家后对父亲说：广顺年轻时不是那样的。父亲说：人是会变的。祖父说：是啊，世事变了，广顺不跟着变由不得他。 做了地主的祖父从不把被人斗争当做一回事。参加斗争会回来，他照常吃照常睡。月黑风旺的夜晚，祖父到各生产队去送通知，有一次，他从饮牛沟里跌下去，磕磕绊绊地回来时，已是鸡叫三遍了，第二天照常起来劳动。下雨天，广顺派祖父去公社里送材料，年过半百的祖父戴一顶发黑的草帽，迎着倾盆大雨出了村子，回来时，一身水一身泥，他连一声叹息也没有。 祖父终究有倒下去的一天。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变着法儿整治祖父，祖父由两个年轻人赶着跑步，从一队跑到二队，由二队跑到三队……祖父实在跑不动了，两个年轻人就搀着他跑。年过六十的祖父跑掉了鞋，一双精脚还得跑；裤带掉了，裤子拖到了脚踝上，光屁股亮出来了，两个年轻人不让他提裤子，继续架着他跑……祖父终于跌爬在地上起不来了。父亲和叔父将祖父抬回了家。祖父真能活!他躺了一天，又恢复了元气，他拿起烟锅，吃了一锅烟，他在炕边上磕着烟锅，只磕了一下，祖父不磕了，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起了过去的事情，祖父说：我不该敲他一烟锅。父亲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你还没有忘记?祖父说：广顺的额颅还在，我咋能忘记呢?祖父说：说实话，我不愿意看见广顺的额颅。父亲大概明白，祖父是怎么想的，也就没再吭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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