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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七十岁的祖父第二次给自己大摆寿席。 三十年来，祖父从未光明正大地给自己做过一次寿。每年农历三月十四日，祖母总是要念叨一遍：今日个是你的生日。祖父只是苦笑一声：又老了一岁。祖父从未动过做生日的念头。到了三月十四日，祖母大不了给祖父做一顿臊子面吃(有时候，连臊子面也吃不起)，亲戚邻人不来祝寿，祖父也不敢请他们来。 祖父这一次做寿，无疑是做给松陵村人看的。 三月初，祖父就放出话，他要借过生日好好地款待一次松陵村人。 祖父的做寿将松陵村的一些人推向了两难境地：去祝寿还是不去？虽然，广顺已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地主分子的改造已经完成。可是，一纸文件很难于一夜之间改变人们已经固定了多年的观念，在许多庄稼人的心目中，祖父冯巩德还是地主分子——即使现在不是，说不定，过几年世事翻过去，又是了。贫下中农咋能去给地主祝寿呢?地主就是敌人。难道一个文件能将地主变成人民?三十年了，松陵村的庄稼人一直生活在和阶级敌人斗争的岁月里。没有敌人的日子怎么过，他们不可想象。 杀了猪，请了厨师，还请来了南堡公社的戏班子。祖父依然放心不下的是：做好的酒席没人来吃。 三月十四日这天是祖父忐忑不安地迎来的。天还没有亮透，祖父就起来了，他孤单单地站在院门外迎接前来给他祝寿的松陵村人。祖父苦苦地等了一个多小时，踏着晨曦第一个走来的竟然是斗争了他多年的生产队长，祖父脸上的焦虑换成了笑颜，他给生产队长递了一支烟，点上了火，将他让进了院门。使祖父感到意外并且欣喜不已的是，前来祝寿的松陵村人比他估计的还要多，不仅冯姓的人来给他祝寿，张姓、田姓、李姓、刘姓的人也来给他祝寿了(尽管一些贫下中农没有来)。祝寿的松陵村人老远喊着三爷、三伯、三叔、三哥，喊声喊得祖父心里大概用蜜蜜了一般，他脸庞上的笑容如同印在白纸上的铅字一样久久没有撤掉。 客人来了一院子，父亲和叔父催着祖父开席，祖父说：再等一等。父亲和叔父还不明白，祖父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冯广顺。可以说，祖父的席桌是摆给广顺的，广顺来不来祝寿，至关重要。祖父残留的岁月怎么度过和广顺密不可分。 当广顺的女人听说祖父要做寿之后第一个把这消息带给了广顺：你去不去？广顺没有正面回答女人，反问道：你说去不去？女人当然希望广顺去，但她不敢多嘴，也就没表示看法。 三月十三日晚上，广顺从大队里开会回来时，女人还没有睡，女人在等待广顺的回答。广顺要上炕睡觉，女人耐不住就问他：你明日个到底去不去？广顺又反问女人：你说呢？女人不想表露自己的心迹，嗫嗫嚅嚅道：他是，他是地主……广顺突然变得很凶：胡说！他是地主也要去。你知道不知道冯巩德现在不是地主了？女人不知道广顺为什么要发躁，就闭上了嘴。即使广顺把自己的复杂心情写得满脸都是，女人未必能读出来。女人只知道下地劳动，只知道生儿育女，她不知道，几十年的基层干部生涯已将广顺练出来了，练就了广顺对付人的一套方法，练出了广顺洞察世事的眼光，练出了他假话真说、真话假说的本领。 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村子西头。 当祖父看见广顺昂首阔步地朝他走来之时，眼睛亮了。祖父站不住了，他准备去迎接广顺，但他向前只走了两步，又退回来了。他站在原地，胸脯挺了挺，好像真的要在广顺面前挺出一副当年的地主派头。广顺步履沉稳地走过来了，广顺走到祖父跟前，叫了一声三哥。三十年了，广顺第一次叫祖父三哥。祖父拉住了广顺的一只手，广顺随之也把另一只手伸过来了，于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两双强有力的手，这是两双个性鲜明的手；这两双手分别很艰难、也很潇洒地书写过各自辉煌或屈辱的人生史。这两个站在不同阵营里的强汉子，两个做了三十年敌人的庄稼人在春天里一个早晨走在了一起站在了一起一双手握在了一起。广顺先开了口，他不再像呵斥牲口一样呵斥祖父了，他面带着笑说：三哥，给你祝寿。祖父说：冯书记，快入席，大家都在等你哩。三十年来，很少进地主家院门的冯广顺大模大样地跨出了坚定不移的步子。 广顺和祖父坐在同一张席桌上共用一桌饭，使在座的松陵村人不由得注目：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目睹这样的情景。他们大概想不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在一个早晨完成，他们从广顺和祖父身上感觉到世事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一边吃一边唧唧喳喳地议论：广顺斗争了祖父半辈子，顶什么用呢？斗来斗去，如今两个人还是平起平坐了。广顺当然能听见人们在说什么。他举着酒杯说：我敬三哥一杯，祝三哥健康长寿！祖父站起来了，同桌的人站起来了。祖父捏住酒杯的手颤抖着，酒水从酒杯里撒出来了，他和广顺碰了杯，连声说：高兴，高兴。冯书记喝，大家都喝。 祖父的第二次做寿，做得恰到好处。祖父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高兴，自己荣耀。 那天，广顺确实是喝多了。回到家，他栽倒在炕上，不住地喊叫祖父：冯巩德啊冯巩德！我把你这个冯巩德！他一喊叫，额颅上的疤痕就向一块缩。女人问他：三哥怎么了？广顺说：冯巩德还是比我有能耐。说罢，双手捂住了脸，额颅上的那块疤没有被捂住，显得有些狰狞。 广顺是很精明的。他能在松陵村经营这么多年和他的能识事务分不开：查田定产，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社教，“文化大革命”，每一次运动来了，他都跟着跑，绝不做绊脚石。他明白，当潮流涌过来的时候，他一个人是挡不住的，他不可能不被卷走。而这一次叫他和他的敌人平起平坐，他出了一身汗，脱了一层皮才想通了：他要在松陵村继续经营下去就必须跟着世事走，这并不是他感情上能否接受的问题，不接受也得接受，不然，他就没戏了。 广顺也有执迷不悟的时候。 一九八三年搞生产责任制，广顺以对抗的姿态出现在松陵村。他一听，要他领导农民解散生产队，他坚决不干。这一次，不是广顺跟不上趟，他不跟趟了。在他看来，解散生产队不比给地主摘帽子，不比改正成分和退赔财产，解散生产队就等于把过去的事彻底否定了，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他给工作组长说，他不愿意在松陵村走资本主义，谁愿意走，让走去，他不干了。广顺以为，他是几十年的老干部了，他这么一闹，公社党委书记会给他做工作说好话，推着他走的，或者向他妥协。可是，没人找他谈一次话，一纸红头文件，把他免职了。他的干部生涯就这么仓促地结束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不当干部以后，广顺朝我们家跑得勤了，他差不多每天晚上要来和祖父说闲话。两个人天南地北，东拉西扯，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他们曾经做敌人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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