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里中国错过了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上，我觉得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失去了非常可惜。

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就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两次和平转型，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然后政协决议没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和平转型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搏奕，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和平转型只有在这个社会有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说每一方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时，才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