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独秀后期对苏俄的重新认识，几乎完全推翻了他从前的主张，他指出，列宁虽然讲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终究未曾采用民主制。他更说，如果不实行民主，斯大林这样的人将层出不穷。 一个曾经狂热拥护苏俄模式的革命家，在人生暮年却彻底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信仰，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托洛茨基遇害的消息传来，陈独秀愤然提笔写下《我的根本意见》，对苏俄专制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 说起陈独秀，很多人只知道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很少有人了解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这个曾经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革命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自己一生信奉的苏俄模式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批判。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辗转流亡到四川江津，住在偏僻的鹤山坪。此时的他贫病交加，每月仅靠朋友接济的30元维持生计，连买药的钱都常常捉襟见肘。但物质的匮乏远不及精神的孤独——他被自己一手创建的党开除，又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甚至被王明等人诬陷为“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汉奸”。这种双重打击让陈独秀陷入了更深的思考。 托洛茨基遇刺的消息传来时，陈独秀正在油灯下研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被斯大林派杀手用冰斧砍碎头颅的惨状，彻底击碎了他对苏俄的最后幻想。他颤抖着铺开稿纸，写下：“无产阶级专政若没有民主制的制衡，必然蜕变为最黑暗的独裁”。这篇后来被称为《我的根本意见》的文章，不仅痛斥斯大林的暴政，更尖锐指出“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特权阶级的专政”。 这种思想转变并非偶然。早在南京狱中，陈独秀就通过阅读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开始质疑苏联的发展模式。他发现，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演变成了“党的专政”，而党的专政最终沦为领袖个人的独裁。出狱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刘海粟的交往，更让他深刻认识到：“没有反对党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种反思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人指责他“晚节不保”，也有人认为这是“思想的涅槃”。网友“历史的旁观者”在知乎上评论：“陈独秀用一生践行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这种自我否定需要多大的勇气！”而学者陈铁健则指出：“陈独秀晚年提出的‘民主无东西方之分’，在今天依然具有震撼力”。 最令人唏嘘的是陈独秀的晚年生活。他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靠典当衣物度日，却坚持每天写作。当国民党高官朱家骅送来5000元支票时，他拍案而起：“我陈独秀就是饿死，也不拿蒋介石的钱！”这种风骨，让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绕过的精神符号”。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中去世。临终前，他握着妻子潘兰珍的手说：“兰珍，我这一辈子，愧对家人，却无愧于良心……”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最终带着对民主的执念，永远闭上了眼睛。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陈独秀晚年批判的苏联模式，最终在1991年轰然倒塌。而他在江津油灯下写下的文字，却穿越时空，成为警示后人的箴言。正如网友“思想者”在微博上所说：“当我们今天谈论民主与法治时，不应忘记那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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