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杨小凯

　　我父亲与小凯的父亲，都曾是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下级。我父亲算“红区党”，他父亲算“白区党”。

　　他的少年时代和我的幼年时代，曾在同一个大院里渡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国铺开。被打倒的“彭黄张周”里，与湖南有关的占了三个，湖南理所当然地成了“重灾区”。小凯的父亲与家父一同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小凯的父亲似乎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大概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们都获得了“甄别平反”。对此，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留下一首《声声慢。七千人大会》：

　　“时时刻刻，想想思思，年年月月日日。

　　是是非非界线，最难分析。

　　三番两次遇着，不识它、转移规律。

　　事过也，再回头，却是明明白白。

　　天下兴亡有责。

　　应记取，刍荛之言堪则。

　　众志成城，总要定谋决策。

　　鞠躬尽瘁而已，哪管他、失失得得。

　　为人民，最重是英雄本色。“

　　——这是大概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家传”对小凯“忧国忧民”情怀、“英雄主义”气质的最早影响。

　　等待分配工作的“反党集团”成员，一时间都聚集到了湖南省委招待所。据我父亲的回忆，那时杨第甫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所以，即使在那样的一个圈子里，他的地位也仍是很特殊的。小凯说他少年时代就感到了政治迫害给人带来的屈辱，大概从那时候就开始了。而我则因年纪小，大概人的“尊严感”尚未觉醒，以为人生来就是这样的。

　　那段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大人们整日写材料、看书、散步、聊天，还有一位利用空闲小屋养了一只母鸡。因整日开着电灯催蛋，大家都称那位母鸡待遇特殊，应改名“托洛茨鸡”！

　　孩子们分男女，各有一帮。除了上学，就是吵架，有时甚至武斗。总之是把日后必要面对的事情先演练了一遍。我母亲那时大概是众夫人中唯一有点艺术爱好的人，凭着一台波兰照相机就能号召大家到烈士公园“远足”。可惜，男孩子的照片中只缺了小凯。

　　那时的小凯，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哥哥同学。即使在女孩中，我也是最小的，所以，我对这位长我六岁的大男孩毫无印象。但他的大名却如雷贯耳。所闻大约是“成绩好”、“聪明”一类。直到最近我才疑惑：他长我哥哥一岁，却高我哥哥两级，不知他们家是怎样把他当“天才”培养的。而当我母亲劝我：“该到上学的年龄了”的时候，我却回答：“等我再玩一下吧！”

　　当时的长沙市一中，是个省委和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在中等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中培养政治家；附中培养教授和文学艺术家。可见一中的政治氛围，学生对国事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这种特色，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产物。

　　周小舟当时在湖南已无法安排工作，于是被调到设在广东的中南局。我父亲原是八路军支援陈毅的旧部，被周招兵买马带回湖南，这一次也跟着去了广东。我们从此就很少有小凯的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