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杨小凯

　　因父亲曾参与“中苏大论战”的檄文写作，我哥哥也因一篇读“九评”的作文在学校一炮打响。这也决定了他在文革中作为一名“思考青年”的角色。他招来了许多同学，整日价在我们家的阳台上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前途问题。来人的“成分”驳杂，记得其中有一位是严慰冰的外甥，另一位的父母则是司徒雷登的中文秘书……

　　院子里开始有打破头的男孩光荣地打着包扎回家。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邻居中有三个女孩因参加某大会被围困彻夜未归！听说后来是“产业工人”的大部队出动相救，她们才得以脱出重围。迎接她们的归来成了我们院子里少有的“盛事”：那一天，大家都起得很早。人们散落在各楼的门口和院子里的过道上，墻头则蹲满了小孩……她们进门时，大家都很安静，只有一两个人上去问话。她们的表情很英勇——站在阳台上观察的我，觉得我们院子里出了“英雄”。我哥哥则因在饭桌上鼓吹“砸烂家庭”而几乎被罚出家门。大概也就是在这前后，我偶然听到他谈到小凯，好像是他与赵茅等人组织了“红旗军”，还拿出一张传单。来自湖南，我感觉有点遥远。而且印象中长沙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似乎在孤军奋斗……

　　——既然共产党里已经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那么，跟着“产业工人”走，就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不知何时获得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我并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最近，看小凯对那段时间的回忆，他仍以信用的语调使用了这个“概念”，说明马义的原教旨形态仍活在他的意识中。

　　连大人都在谈论他的那篇文章。他大概干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虽然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些文件的背景和含义，但是“少年取其雄武”，隐约之间，小凯已成了我心中的“大英雄”。也许正因为小凯的存在，我对文革中的“极左青年”也怀着某种“恻隐之心”。我相信他们总是有原因的，而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小凯成了第一个和我联络的人。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在广州军区吃憋，大军区司令对调，仅仅只有 “五七干校”的中央各大局也正式撤销，中南局也在其列，我们家又回到了湖南。那时，听说小凯仍在坐牢。

　　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也许是78年），我的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小凯去北京前，曾和他进行了彻夜的长谈。从他那里，我得知小凯在监狱中认识了一位“右派”，是个“断指”。他教小凯英文、数理逻辑。但那位“右派”，不久却被枪毙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巨大“不公”的感受！即使我父亲的遭遇，我们家庭生活所遭受的曲折，也从未唤起过我的那种感觉。

　　——这也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在内心唤起巨大的波澜。我意识到，那个“断指”，身怀绝技，遭受巨大不公，临死前还把所学传授给别人，这是一种何等无私、何等纯洁、何等高尚的人类情怀！！

　　我意识到，小凯是幸运的。大多数人从牢狱生涯中学到的是很多坏东西，而他却因此而获得“新生”。而且，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难友，以他的兴趣、聪明和既有资源，他很可能从政，而那绝对是前途莫测，也绝对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后来贡献，取得后来他所享有的荣誉的。同时，我也为那位前辈感到庆幸：你没有看错人！小凯没有辜负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小凯时，所特别要提到的。

　　这个故事，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时来运转的小凯为什么还说，他的灵魂，永远是和监狱里的难友在一起的！

　　当时，小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同学——一个他从不认识的文学青年，大概是希望有人能把这个故事传下去。我的那位同学也曾发愤，要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断指》！而那时，正是“伤痕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

　　从那位同学那里，我还知道小凯刚刚娶妻。太太就是他师傅的女儿。小凯多么高尚！我想。

　　大概是1982年春天，我大学毕业，在北京的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他瘦小的身材让我略微吃了一惊！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想来还觉得狼狈的：因为我很少吃水果，所以也不会削苹果皮，为了招待小凯，我横切竖剥地将一个削下来，那苹果早已没了形状，颜色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旁看得着急的他曾试图夺刀，我不给。他唉声叹气，最后，还是接过了那个苹果，三口两口地吃了下去……

　　看来是坐过牢的人，还能将就！但以后我却无心再和他聊天了。我想，小凯如果情绪好的话，是会把这个笑话带到天堂的！而如今想来，他是那样的体恤别人，尊重别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别人，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