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杨小凯

　　以后十年无事。一次，偶尔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读到一篇王珞与小凯合写的《论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虽然我不能理解，57年的“右派”和文革“造反派”和八九学生怎么能“连”到一起，但我想，小凯每言定会是有所本的。1993年10月，我开始着手《八九民运史》的写作，此时，我心中想到的仅仅是两个和我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一个是我们政治学所的老上级——严家祺；另一个就是我少儿时代的“偶像”——杨小凯。他们这篇文章，也自然成了我写作时的参考资料。正是他的观点，使我开始系统审视中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得出结论，八九年无论学生还是知识分子的诉求，在“激进”程度上均没有超过57年的右派。并仔细思考，文革与八九的共同之处。加之参考了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在《史》的序言中，我留下了这样两段文字：

　　一、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1957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作为整体，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1989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中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

　　二、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

　　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 ，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 后者是自觉革命。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80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载《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5年6月版）

　　书出之后，我第一个得到的海外反馈就是小凯传来的：你这个“黄毛丫头”怎么作出了一件惊天大事？你人在国内，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他认为我今后应该到海外去作研究。从那以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小圈圈”——我多年没有来往的一些朋友开始定期询问我的状况；我的装备也迅速地改善……这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小凯的关照，多少是朋友自发所为。总之，在我们这个“小圈圈”里，只有我和他，是与“政治”沾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