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革屠杀

广西大屠杀的起因在于文革初期地方权力的激烈争夺，当时广西群众和干部自发分裂为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别，即“联指”与“四二二”。“联指”，全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属于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得到了时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自治区主席韦国清，以及广西军区和各县武装部的全力支持，成员多为党政干部、农村民兵和基干群众。

“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属于造反派，他们对地方党委和韦国清持批判态度，其成员多集中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主要由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部分基层市民组成。随着文革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央选择支持韦国清，有了中央的政治背书，广西军区和“联指”开始动用正规军和数万农村武装民兵，对城市里的“四二二”造反派展开了合围剿杀。

大屠杀并非发生在无政府的混乱中，而是伴随着地方政权的建立（即广西革命委员会的筹备与成立）有计划地推进的。1968年夏，广西军区动用正规部队，配合“联指”民兵，使用大炮、炸药和喷火器，对“四二二”派控制的南宁市旧城区、柳州铁路局等地进行毁灭性围攻，大量未参战的平民和投降的造反派被当场处决，尸体被抛入邕江。

城市据点被攻克后，屠杀蔓延到全区的各个县城和农村。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下，各县革委会和武装部组织民兵，将“四二二”成员、同情者以及无辜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孙成批拉到荒郊野外、天坑、河边进行集体枪杀、活埋或推下深潭。

关于广西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1980年代初中央派出工作组前往广西进行“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留下了官方内部清查的数据。工作组经过历时数年的清查，确认广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万人左右（另有内部报告指有名有姓的死者达8.4万人，未记名或失踪者不计其数）。

 历史学家根据地方志和抽样调查，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广西也因此成为文革期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省份之一。广西大屠杀之所以在文革历史上最具毁灭性，不仅在于死亡人数之多，更在于其表现出的、突破现代人类文明底线的极端残暴。

 在杀人过程中，除了枪决，还广泛采用了斩首、棒打、活埋、石砸、绑上炸药炸碎、以及集体推入溶洞（天坑）等极其原始且残酷的手段。在武宣、灵山、隆安等多个县，发生了大规模在阶级仇恨驱使下的食人事件，这是广西文革屠杀中最黑暗、最令世人震惊的现象。这不是因为饥荒而导致的被迫食人，而是一种政治狂热和群体性仇恨煽动下的暴行。

“阶级敌人”被批斗致死或杀死后，其心、肝、肉被割下，在机关食堂或公共场所煮食。1980年代中央“处遗”档案中对此有详细的调查记录，依据官方的有关记载，仅在武宣县就有记录在案的数十起食人事件，多名参与其中的党员干部和民兵随后被开除党籍并追究刑事责任。

文革结束后，由于广西屠杀的惨烈程度惊动了北京，中央在1981年和1983年两度派出由中纪委、中组部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广西，协助地方开展“处遗”工作。最终，广西有超过9,000名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包括直接参与屠杀和食人）的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数千人受到法律制裁或判刑，不过制造屠杀的核心责任人韦国清未受到刑事起诉。

关于广西大屠杀的官方调查报告（如《广西文革大事记》、《广西文革处遗档案》）极为详实，但目前在中国国内仍属于高度保密的机密档案，极少对公众公开。广西大屠杀是一场由权力操控、利用意识形态疯狂煽动人性恶念而导致的制度化暴行，它作为文革十年中最血腥的一幕，至今仍是历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研究中关于“群体性制度化暴力”的典型标本。

关于广西文革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目前最权威、最详实的数据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派出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简称“处遗”工作组）对广西进行的全面清查。综合官方内部档案、地方志以及海内外学者的定量研究，广西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万至20万人之间，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8年夏秋之交由官方、军队和民兵主导的大屠杀。

文革结束后，由于广西问题极其严重，中央先后两次派出高规格工作组赴广西进行清查，最终形成了多份内部绝密报告（如《广西文革大事记》、《广西文革处遗档案》）。根据这些档案，有名有姓的死者，经官方逐一核实、登记在册、落实政策并给予优抚的死者共有89,700多人。考虑到大量全家被杀绝、无亲属申报，或者失踪、无法核实姓名的人员，“处遗”工作组在内部报告中认定，广西文革非正常死亡的实际人数在15万人左右。

海内外历史学者和统计学家通过对广西各县县志的定量分析，以及对参与当年“处遗”工作的核心官员（如原最高院副院长兼特别法庭审判长李锐、参与清查的严家其等）的采访，得出了更具体的评估。著名文革学者丁抒、杨继绳等人在著作中指出，15万是一个相对准确且保守的官方内部共识。如果加上因伤重无医、受迫害后自杀、以及在逃亡中死亡的人数，实际因屠杀事件直接或间接致死的人数接近20万人。

在一些人口仅有几十万的县城（如桂平、临桂、全州、武宣等），短短数周内被集体屠杀、活埋的人数均在数百至数千人不等。在1968年攻打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的战役中，正规军与民兵使用重武器对造反派和市民进行合围，仅南宁旧城区一处，死于炮火、枪决和被推入邕江淹死的人数就达数万人。

在全中国各省份中，广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都名列前茅。这笔血债具有两个极为特殊的历史特征：一、与其他省份死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两派“武斗”不同，广西约80%甚至是90%的死者，是发生在1968年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和成立之后，这属于典型的、由地方官方（以韦国清为首的革委会及地方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的制度化屠杀。

官方清查档案显示，死者中只有少部分是参与武装对抗的造反派核心成员，绝大多数是被冠以“反共救国团”等莫须有罪名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年幼的子女。这15万左右的死亡数字，不仅是冰冷的统计学记录，更是文革十年中人性与文明彻底崩塌的最惨烈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