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显著扩大了中国社会财富总量。但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GDP、出口、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可以反映经济增长，却不能直接回答新增财富由谁获得、资产如何重新分配，以及不同群体承担了怎样的改革成本。

朱镕基时代的若干重大改革，在解决经济效率问题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的财富形成机制。

国企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分配

国企改革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减少了低效率就业，并使大量企业逐步进入市场竞争体系。但由此产生的收益与成本并不是均等分布的。

企业和宏观经济获得了效率收益，政府减轻了一部分财政和企业负担，而大量职工则承担了就业关系变化、福利下降和再就业风险。

因此，评价改革不能只问“企业是否变好了”，还必须问“谁为企业变好支付了成本”。

尤其需要避免把职工简单视为国企低效率的组成部分。对于长期劳动者而言，他们既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也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改革如果只计算减少了多少岗位，却不计算失去岗位的人承担了多少长期损失，就无法完整评价改革的社会成本。

住房市场化与资产分化

住房市场化是这一时期社会财富分配变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之一。

传统住房制度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配置低效和单位差异；市场化则使住房成为可以交易和投资的商品。

但住房一旦成为重要资产，其价格上涨就会产生财富重新分配效应。

早期拥有住房的人获得资产升值收益；后来进入城市的人需要支付越来越高的住房成本。这意味着住房市场化不仅形成了住房市场，也形成了一个持续扩大的资产差距。

于是，收入差距逐渐与资产差距结合，并进一步表现为代际差距。

有住房资产的家庭可以通过资产升值获得财富，并能够帮助下一代支付教育、住房和创业成本；没有资产积累的家庭则主要依靠工资收入。两类家庭的经济起点由此不断拉开。

分税制与中央—地方利益结构

分税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强中央财政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这个目标具有明显的现实合理性。

但财权与事权重新安排之后，地方政府仍承担大量公共服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因此需要寻找相应的财政资源。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房地产和城市建设逐渐形成相互强化的利益机制。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土地价值增长又推动房地产扩张，房地产扩张则进一步影响地方财政。

因此，后来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依赖不能简单归因于分税制，但分税制与土地制度、住房市场化以及地方发展竞争共同构成了重要制度背景。

WTO与全球化的利益分化

加入WTO总体上扩大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空间，但全球化收益在社会内部并不平均。

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大型制造企业、资本拥有者以及掌握技术和国际市场资源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全球化收益；传统产业、部分内陆地区以及缺乏技能的劳动者则承担更大的竞争压力。

全球化因此不仅是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如果政府只强调出口增长和产业升级，而没有同步建立充分的劳动保护、失业保障和职业转换机制，那么全球化的部分成本就会由劳动者承担。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应该加入WTO，也不意味着开放政策错误，而是说明开放本身不是公平分配制度，开放必须与社会保护机制相结合。

从收入差距到资产差距

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但资产差距具有更强的累积效应。

拥有住房、企业股权、金融资产和经营资源的人，不仅获得劳动收入，还能够获得资本收益；缺乏资产的人则主要依靠劳动收入。

因此，改革初期形成的资源差异可能通过市场机制不断扩大，最终表现为阶层差异和代际差异。

这说明，市场机制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却不会自动纠正市场化初期形成的资产差距。没有相应的税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强化既有财富优势。

改革成本的代际传递

改革成本并不一定在改革发生的当期完成消化。

国企职工在改革时期承担的就业和福利损失，可能影响其家庭长期收入以及子女发展机会；住房市场化形成的资产差距，则进一步影响不同代际之间的财富起点。

因此，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通过家庭财富、教育机会、住房条件和社会保障向下一代传递。

这一点对于评价改革的长期影响尤其重要。一个政策在当期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其成本持续由特定群体及其子女承担，那么它所形成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当期经济指标所能反映的范围。

财富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失衡

朱镕基时代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经济效率改革走在了财富再分配机制之前。

市场机制建立起来了，产权开始明晰，资本开始获得越来越明确的收益权，但税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劳动者参与机制并没有完全同步发展。

由此产生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是否错误”，而是市场化之后谁来纠正市场本身产生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