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0年代

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

《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

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