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意識形態重新定位，源於要否定此前那種「標準化」「不可改變」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並超越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局限。 1978年之後的思想強調主體性，以及列寧反映論中所缺乏的道德倫理式人道主義。這種思考動搖了階級的中心地位，最終也動搖了黨作為代表性實體的主張與權威。 但這種思想重估並沒有提供一個新的、有說服力又連貫的意識形態框架，因為它沒有處理經濟自由化帶來的長期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後果。 天安門之後的時期，同時出現了新保守主義、對毛時代的懷舊，以及對新儒學的接受。這是為了應對中央權威流失、意識形態與政治碎片化，辦法是把有選擇的西方觀念與制度，和傳統中國價值結合起來。 後毛時代的轉向說明了一種「方向危機」：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秩序，已經不再能被官方正統所包容。
一、開篇：與去史達林化的對照 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發展，讓人想起蘇共二十大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 在蘇聯和東歐，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時代的殘酷現實是一個分水嶺。但就領導層和政權而言，去史達林化帶來的遠比人們預期的少。另一方面，對東方和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來說，那是一個創造、思想解放和重建的時期的開始，起因是對正統的批判性質疑，以及對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的新興趣。 中國的意識形態重新定位始於1970年代末。當時在新任總書記胡耀邦的贊助下，對黨內知識分子的限制有所放鬆。由於鄧小平作為理論家的局限，或說他對意識形態論述細節缺乏興趣，振興的任務完全落到廣大理論工作者身上。 這種思想多元化，又因領導層內部在進一步改革的程度和方向、以及對以往政策的重新評估問題上的分歧而得到加強。辯論和討論的自由與自主程度，隨著自由化時期與要求一致的時期的交替而變化。但在鄧小平復出後十多年裡，為了解釋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經驗的意義而產生的多樣而大量的理論活動，在規模和強度上，被觀察者和參與者都拿來和五四運動相比。 後毛轉變的第一個直接反映，出現在1978年初發起的全國「實事求是」運動。這體現了鄧小平的策略：淡化理論，轉而用一個「更靈活、更實用」的標準來評價新的優先事項和政策。 但對實踐的新強調，很早就暴露了後毛聯盟內部的分裂：即「維護者」與「發展者」的分裂。前者想在不放棄基本假設的前提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毛主義遺產進行重組；後者更願意走向一個相對主義的新範式。 對前者來說，提倡「非理性主義」與「過時」是迫切的。對後者來說，需要權威性的理論框架來讓他們的創新合法化。 二、1979年的理論會議與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下召開的理論務虛會，本意是討論議程。但溫和派用它來收縮議程。 會議的結果是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成為官方的界限。 第一批理論家群體表明了要去掉「修正主義」污名的意圖，並把「極左」批判和資本主義復辟的觀念分開。他們主張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門科學，其正當性來自不斷的新發現與創新。王若水、蘇紹智、李洪林等激進改革派的知識分子支持者指出，毛澤東思想的起源不僅僅是與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相關的政策。 他們也挑戰了對實踐的狹隘理解。對他們來說，實踐不僅僅是生產。 三、認識論、社會主義階段論與封建論 關於認識論、社會主義階段和中國封建特徵的討論，讓溫和派領導層意識到盧卡奇二十年前堅持的一點：修正不能零敲碎打，而不估計其對整個學說的後果。 楊獻珍、鄧力群、胡喬木在去毛化問題上的退卻，揭示了局勢的複雜性：對毛主義「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大躍進和文革的批判，在邏輯上可以延伸到解放前時期、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道路，最終延伸到社會主義本身作為一個制度和發展模式。 在後毛早期，社科院理論家蘇紹智和馮蘭瑞試圖把中國定位在前社會主義階段，從而不需要用與社會主義的兼容性來為經濟改革辯護，這是一個重要發展。它反映了實踐辯論的精神，但仍保留馬克思主義視角，在教義上仍可辯護。 他們的論點是，中國仍然是一個過渡社會。這不僅僅是對官方中國立場的修正，也表明了一種新的意願：接受其他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有效性，例如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概念，或貝特蘭、斯威齊、曼德爾等理論家的觀點。 在中國語境中，這是一種新穎但理論上一致的分析，它為中共的錯誤提供了客觀而系統的解釋，也為「退一步」提供了正當性。 對蘇紹智有明顯影響的是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他強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連續性」方面，認為正是從成熟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中，可以推導出，儘管有曲折和衝突，在不同國家強度不同，但繼續向社會主義發展的趨勢，作為邏輯上跟隨資本主義的階段。 這種分析為批判毛主義在「不成熟條件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嘗試提供了依據；它也使引入資本主義特徵合法化，這些特徵在社會主義階段「繼續」有用；並主張歷史的線性進步，其中像中國這樣欠發達的國家實際上領先一步，因為已經經歷了無產階級革命。 同樣，王若水和周揚用「權力的異化」來解釋專制和威權主義，在一個「仍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在當時既不違反馬克思主義，也不必然是宣揚一種異化法則，儘管社科院院長胡喬木和政治局委員王震是這樣指責的。 他們對異化理論家、封建主義批判者和「不發達社會主義」作者的反應，源於同一個基本假設。接受中國在生產力或階級特徵上的落後性，以及異化以任何形式存在於當代中國社會的論點，就是承認「社會主義改造」的局限，或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 這種指控不僅破壞了領導核心的成就，而且危險地接近於為極左派和民主牆理論家關於官僚主義和後革命社會中新剝削群體出現的觀點辯護。溫和派的反應說明他們不願意容忍過於迅速和根本的修正。 四、實踐標準、人道主義與主體性 第二批改革派把重點放在認識論上。對他們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僅是一個驗證的手段，更是把認識論從反映論轉向實踐唯物主義的途徑。 他們強調實踐的能動性、人的主體性，反對把客觀實在看作與人無關的東西。列寧的反映論被批評為忽視了人的價值、意志和情感。 金觀濤、劉青峰等人提出，要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起來。他們主張一種「主體」中心的世界觀。 這種對主體性的強調，挑戰了以階級為中心的歷史觀。它把個人、人的需要、道德選擇放在中心位置。這種人道主義的轉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表現為對異化的討論、對人性的討論、對主體性的討論。 但這種人道主義也帶來了政治問題：如果人是主體，那麼黨的代表性從何而來？如果階級不再是歷史的主體，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當性如何維持？ 溫和派領導層很快意識到，接受主體性和人道主義，會動搖「階級中心」和黨作為代表者的權威。 五、經濟決定論與「初級階段」 到1980年代中期，辯論的重心轉向經濟。實踐標準被等同於生產力標準，理論和政策的評價看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蘇紹智引用馬克思的話：「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來解釋資本主義的持續活力，並譴責共產黨違反這一理論。 但這個論點的邏輯也指向：人為地干預或動員群眾去破壞當代「封建專制」的中國國家，是徒勞的。于光遠用中國不成熟於社會主義來為採用資本主義政策辯護。但他關於解散無產階級專政的論點，又回到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在經濟富裕的成熟無階級共產主義社會中消亡的觀念。 經濟決定論的吸引力，既反映在新權威主義者，也反映在自由民主派關於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論點中。儘管許多經濟和技術決定論者仍對馬克思主義保持著不止殘餘的承諾，但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作為通常理解的東西，已經不再是社會和政治行動的有意義指南。 對自由民主派來說，提出手段與目的的問題，問新權威主義者專制如何導致民主，是頗具諷刺意味的，因為他們自己也迴避了這樣一個問題：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擴大和私有財產在「初級階段」的恢復，如何導致社會主義。 王若水這樣的「批判和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抵制了目的論目標被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要求所壓倒。他們把「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作為評價實踐目的和結果的標準。儘管批判毛主義唯意志論，王若水仍堅持實踐和人類主體在構成客觀實在和對實在的認識中的作用。 但異化理論家對馬克思「恢復人的類本質」觀念的承諾，仍然是部分和選擇性的。對王若水和他的同事來說，官僚主義和自由的喪失導致思想和政治異化，是不可接受的「進步障礙」。另一方面，商品化和資本主義市場關係所造成的異化，以及基於腦力/體力、工人/知識分子、農村/城市區分的持續分工所造成的異化——「一種特殊的異化」——是「進步的代價」。 對這些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就像對拉克勞和墨菲等其他後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隨者的「階級主義」是站不住腳的。無產階級不再是歷史上的特權階級，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之間沒有「固有的對抗」。 總體而言，激進改革者更擅長於破壞現有學說，而不是提供一個新的、有說服力且連貫表述的意識形態框架。毛死後二十年裡發生的思想重估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儘管對極左主義進行了批判，毛的繼任者從未真正成功地把他關於後革命社會中出現壓迫性、剝削性群體的關切邊緣化。 六、1989年之後：天安門之後 1989年的民主運動及其鎮壓，常被描述為分水嶺。天安門後的時代更常被稱為後鄧時代。這種用語既反映了人們認識到鄧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在中國的相對主導地位，以及他自1992年以來參與的下降，也反映了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意識形態和政治衝突的中心地位，以及它被一個更複雜、不確定的過渡階段所取代，這個階段始於1990年代初。 但前天安門時期和後天安門時期之間存在連續性和相似性。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計劃和國有部門的侵蝕、經濟生活的市場化、社會的多元化，一如既往。同樣重要和有說服力的是伴隨而來的問題和對改革不利後果的關切。 後天安門階段的意識形態辯論，因黨內最激烈的激進改革聲音的部分沉默和流亡而有所緩和。但對意識形態真空的擔憂和對「新意識形態」的尋找——某種連貫的信念和價值框架，以統一和引導社會和國家度過關鍵的過渡階段——仍以同樣的緊迫感繼續。 在黨內，老一代的逝去和陳元等第二代領導人的崛起，反映了一種更保守或新保守主義的取向。自1990年末以來，儘管鄧小平和十四大在1992年贊同快節奏的改革政策，新保守派已經繼承了溫和改革的衣缽，強調重新主張計劃和經濟行政控制。但他們也遠遠超出了溫和改革主義，接受市場力量和當代西方經濟理論和概念。 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支持，毫不奇怪地來自以前的新權威主義倡導者，如蕭功秦。他們與陳元等領導人一樣，主張漸進和增量的方法，並高度重視在現代化過程中精英的指導或「有形之手」。 受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改革家嚴復的演化方法的啟發，蕭關於中國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策略，包括把有選擇的西方觀念和制度（以促進經濟理性、市場力量、自主利益的出現，最終出現中產階級）與由現代化精英傳播和維持的傳統中國價值結合起來。 蕭對政治秩序和穩定的關切，也為賀新、王滬寧等人所分享。他們痛惜中央權威的喪失，以及由此導致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碎片化，這威脅到要破壞中國社會結構。他們嚴厲批評激進改革者是烏托邦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因此無法理解他們所主張的政策的破壞穩定的影響。新保守派也恢復了對一種新的連貫的、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的訴求，這種意識形態可以用來統一和動員人們去追求國家目標。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河殤》在1980年代的簡化論戰，是一份題為《中國在後蘇聯時代的現實選擇與戰略突圍》的文件，後來在內部流傳，但由鐘國強在1994年以《用非凡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看中國》為名出版。據顧昕說，它冷酷地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遺產是負債，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和公共控制的削弱，是不可逆轉的。 與新保守主義不同，民族主義是一種新的凝聚力，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框架，結合了西方文化和毛澤東思想和「為人民服務」的文化遺產，重新回到革命傳統，回到「為人民服務」的道路。這種民族主義的轉向，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等書中得到體現。 七、毛熱、新儒學與文化認同 1990年代的毛熱，可能有其古怪的、商業的表現，但在更深、更嚴肅的層面上，它突顯了前面提到的激進改革派和溫和派意識形態重新定位的缺點。 新的思想潮流也表明，五四式「全盤反傳統主義」似乎是中國關於傳統與現代的論述中一個必要但最終短暫的現象。文化熱之後，出現了對海外學者如杜維明提出的「儒學第三期」觀念的新接受。 對「新儒學」的興趣，是對「自我」和文化認同的尋找的延續，這種尋找自毛時代結束以來一直吸引著中國知識分子。儒家對人性固有價值和個人道德自主的強調，使它與新論述的人道主義和主體主義取向一致，並促使人們對傳統遺產進行重新評價，這與金觀濤、包遵信等人的評價大不相同。 新的、更平衡的評價，把「修身」和「內聖」看作儒家對主體性的重視的例子，以及對人類之間基本平等的接受。李澤厚指出，在「仁」的概念中，「不僅有民主的性格，也有人的性格」。 對李錦全等學者來說，儒家君民相互對置（仁政為民服務、愛民的觀念，也包括民或臣民在侍奉君主方面有選擇的觀念），以及儒家哲學的基本人道主義，使它與科學和民主的發展相容。 在談到1980年代的文化自我批評時，何包鋼和凱利評論說：「在把民主、法制和人權定義為文化普遍價值的同時，中國知識分子知道，只有在政治上充滿文化批判的行動的語境中，才能獲得它們。他們不能訴諸歐洲文明的象徵秩序，作為他們失去的精神家園。」 另一方面，杜維明主張：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決心面對西方挑戰的基本思想意義；這不僅僅是經濟或軍事衝突，而是基本人類價值的對抗。因此，要拯救中國作為一個社會和政治實體，道路不是簡單地跪拜在明顯的西方優勢面前，或奴性地模仿它們；如果知識分子要把中國從那種甚至沒有力量被召喚的可憐狀態中拯救出來，他必須首先試圖克服這樣一種頑固的幻覺：內部（中國的）文化源泉已經完全乾涸，拯救只能來自某種外部的施捨。 在20世紀中國的許多思想辯論中，學習外國與在共同文化認同基礎上形成共識之間的兩難，可能通過新儒學所敦促的對中國傳統活生生的精神的重新肯定而得到解決。 八、結論：方向危機 五四運動的教訓在今天又一次被提出。後毛時期的重新覺醒、再生需要新思想的概念和結合。但新的思想並沒有取代舊的。尼克·奈特指出，當代中國思想構成了一個「領域」，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並傳播在其中競爭的各種方式，思想在其中被組織起來，問題以何種方式被解決。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用大衛·凱利的話說，繼續提供一個「競技場，設定並傳播在其中進行鬥爭的方式」。這就是說，儘管官方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其作為統一框架的能力，它仍然設定了辯論的術語。 社會主義是被5月4日知識分子採用來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同時避免與資本主義相關的社會衝突、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對當前危機的社會主義解決辦法，仍然要求堅持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同時不迴避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但那些仍然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和價值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放棄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承諾。雖然他們可能不願意完全放棄社會主義，但他們的承諾已經變得更加有條件。 正如亞歷克斯·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作為一種知識傳統和政治運動，馬克思主義「以兩種登記方式運作」，它把世界提交給兩種判斷標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政治項目的失敗，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批判理論的完全駁斥。試圖提供一種宏大的、系統的替代方案的努力，已經失敗了，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批判理論仍然有生命力。 後毛時代的複雜性在於，它沒有用一種新的、連貫的意識形態取代官方正統，而是讓官方正統碎片化。中國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承擔巨大的風險，保留理論以拯救政治項目。質疑官方意識形態的成功，是以犧牲他們自己的政治項目為代價的。 如果中國知識分子通過探索馬克思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和儒家人道主義綜合的可能性，來克服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他們的思想論述可能會超越後毛主義，走向後馬克思主義。但它將繼續既是後「毛主義」的，也是後「馬克思主義」的。 注釋要點 作者感謝 Narayani Ganesh、Murali Iyengar、David Kelly、Melanie Manion、K.K. Misra、Paul Thomas 和杜維明對早期版本的評論。 注釋中大量引用了以下關鍵文獻：蘇紹智與馮蘭瑞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的文章、王若水關於異化的文章、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的探詢、布魯斯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拉克勞與墨菲關於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的著作、李澤厚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著作等。注釋也解釋了「溫和派」一詞的使用，指出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變革語境中，「保守派」與「改革派」的用法是有問題的。 --- 按英文原文結構完整翻成中文，為了避免直接複製原文采用意譯的方式呈現，論點、人物、引用都保留，但句式進行了重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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