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移民

我的移民

口述 王一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见到王一安，是在济南。在一个五星级酒店17层，他穿着拖鞋，右眼红红的，确切的说是包括整个大眼袋都红红的。这是前两天喝酒的结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黄瓜片擦，最后干脆昂着头，把黄瓜片贴在眼袋部位。“凉点，会舒服一些。”他说。

4月份，他刚刚入选了加拿大某市同乡总会会长。该市去加拿大的同乡人已经过万，王一安属于“去得晚的”。

在国内，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红人。

1978年，高中毕业满一年，王一安到农村当起了生产队长，推广杂交水稻，做出了成绩，是个“好干部”。

1982年，王一安通过考试，录取到了区里，进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很快在区里当上了副科长。官运还算顺利。

1993年，下海。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块地，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第二年，就当选了该市第一届十大明星青年企业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数百字的介绍王一安，都是一个“好企业家”。捐款、名誉、职称，一项不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说，“待不下去了。”王一安这样叙述他的移民经历，以下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我觉得自己一向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是，国内很多事情没人脉关系就说不明白道理。这点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国出差。接到公司里的电话说，市里检察院抓了我们六个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税漏税和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等罪状。检察院带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飞回来。我是个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说“要关多少天就让他们关多少天!我们没犯法!”

这六个人，被整得比较惨。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了。自那以后，哥哥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远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是市税务局的干部，在90年代中期，税务干部兼职做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他还欠我38万元没还。

我也开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钱。这个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对方偿还总共53万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继续写匿名信。

后来，检察院没问出什么结果来，刑侦队又来了，出纳抓去关了7天。会计被刑拘。出纳是个年轻人，自己说被吓死了，不敢再做了。出来后，立马辞职了。

以后，我一听说要查我，第一反应是，“查就查，可千万别抓人啊!”

2000年，区里税务局也来了。收走了公司账单。

有一次我还被叫到了区税务局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领导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啊。”

“那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没给他们送好处嘛。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当时看着他们吹着空调很舒服，我们公司还就只有我一间办公室有空调呢，就说，你们吹着空调过得那么爽，怪不得查我账。

这下就得罪了领导了，账单也没要回来。

过了几个月，市里税务局又来了。继续没收账单。局里我有两位朋友对我不错，叫出来吃饭。

朋友开门见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开就是了，干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现在就栽你们手上了。”

“你就补个一两万，事情就算完了。”

“补什么?那你给我开税单，说明白我哪个没交。”

说话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纪委的也来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怀疑，我一定有问题!连我老婆都问我，“这么多人查你，你一定有问题。”我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也在检察院工作，害怕这个。后来我和老婆离婚了，也有这个一点原因。

其实，按理说，税上都容易犯点错误。税务上想查哪个公司，一般一查一个准。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1997年开始查我的时候，其实我没钱，手里的钱全投进工程里了，还没开始收回。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所得税需要交。1997年开始查我了，那我以后的税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交了的。而且，我这个人，个人没钱，钱都在公司账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个坏人，写我匿名信，怎么有那么大能量，后来知道，他在市里的税务局里也是有人的。我们这个机构做事也费解，查了一遍还查第二遍，第三遍。三个月就应该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个月也没有查出结果来，还是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