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哲学的幼稚 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行为的愚蠢。 整
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
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利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
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
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
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于争取权利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
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
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均衡的问题。毛泽东延续了
矛盾对立统一的错误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著，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一元性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历史
性均衡。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
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历
史地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
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
辑没有脱离《圣经》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
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 当
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
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
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近
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王者的哲学遇到了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固有的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全面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
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选择。其中，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
器。甚至，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 近
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
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著于“科学”和
“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
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逻辑。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
“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
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
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
得以畅通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
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
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
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
（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 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 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 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 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他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在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笔
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
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
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笔
者不认为，在二十世纪存在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
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现实的道路。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是明智的。或许，可以说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 笔
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
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中国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
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
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皇权和资本强权。他追求的是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问
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的家族
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 当
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
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权利的共治与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资本的收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
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过程。 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 但
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
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
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
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
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他对于人性的尊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他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 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自己的历史定位。同时，中国人似乎也没有认真思考对于人类的历史定位。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没有独立自主的规划。我们在“被现代化”。我们在“争取”、在“赶超”、在“趋同”，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漂流。 毛
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进行升华。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这个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
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
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
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成功。 邓
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的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不是中华民族
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
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资
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显而易见，中国人仍然有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
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
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
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 2009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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