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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的辉煌历史

2012-1-10 11:05| 发布者: Test| 查看: 2569| 评论: 0|来自: city363.com

摘要: 总述 电影是近代文明的产物。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光学的科学文献,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提出来的。而后,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灯影戏,可视为电影发明的先导。由于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停滞,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家和艺术 ...
总述

电影是近代文明的产物。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光学的科学文献,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提出来的。而后,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灯影戏,可视为电影发明的先导。由于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停滞,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最终由法国人于1895年完成了电影的发明。

上海自开埠以来至近代,资本的积累渐居全国之首。1843年后以后,上海成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之一。西方的商品和资本开始大举涌入,使上海的近代工商业在 国人及西人的共同开发下,出现了近乎畸形的发展。19世纪末刚刚诞生的电影,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快随着外国众多的舶来品传入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电影 的发祥地,并在20世纪的上半页里,上海电影就等同于中国电影。



1896年8月11日,即在电影发明后的第二年,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在中国的首次放映。此后,中国广大的电影市场,吸引 了西方影人纷至沓来。当时的清廷视电影为异端,但在宫墙外面,电影作为一种新颖的文化样式,却以其独特的风采,受到了观众的青睐。电影放映以上海为中心, 迅速向大江南北辐射,影响日益扩大,经济效益日渐上升,由此引起了中国一些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开办中国电影制片业的兴趣和愿望。1913年,上海洋行职 员张石川创办“新民公司”,承包了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制片业务,终于在上海摄制完成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张石川导演,在于揭露封建买办婚姻的陋俗。1916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自主经营的上海幻仙影片 公司,以同名文明戏改编拍摄的影片《黑籍冤魂》,是中国故事片创作从短片向长片的过渡作品,旨在抨击鸦片流毒的危害。它与《难夫难妻》都诞生于“五四”之 前,均有警世教化的作用;但在表现形式上,从当时的“影戏”观出发,很自然地与文明戏结下亲缘。而且,中国最早的影人几乎都由戏剧转轨或为两栖,这不仅直 接导致“影戏”电影在20年代独步影坛,对以后中国电影史上戏剧电影始终常盛不衰,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进入20年代,上海已有相当数量以放映外片为主的“影戏院”,使观看“影戏”成为民众时尚。在好莱坞电影对上海文化需求的影响下,由上海民族资本投资开设 的影戏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并开始了长故事片的摄制,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即是上海的中国影戏研究社拍摄的。影片故事取材于当时轰动沪上 的一件风流命案,1921年7月1日该片在上海首映时,由于沪上观众对那件命案记忆犹新,因而使该片也获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稍后,上海还拍摄了《红粉骷 髅》、《荒山得金》、《张欣生》等片,但都因内容中西杂陈,艺术质量不高而为人不取;唯有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海誓》,影片的编剧、导演、摄影和洗印均由 但杜宇一人担任,就其剧作来说,是中国第一部既无真实事件为依傍,又非改编于文学、戏剧而专为影片拍摄创作的。尽管该片仍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在中国电影尚 处初创阶段,作者能苦心孤诣地注重电影造型的表现力和画面美的营造,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上海拍摄的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在艺术与商业两者的价值取向上,绝大部分属于后者,即把电影仅仅作为单纯娱乐手段和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但也应看到,由于 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在上海的应运而生,电影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从放映始,到国人自己着手制片,历时25年,终于走完了它初创时期的全过程。这在中国电影 发展史上,无疑是翻开了值得自豪的一页;就世界范围而言,其发展速度也是名列前茅的。

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合作创办明星影业公司,并于1923年拍摄完成了影片《孤儿救祖记》。该片与以往上海的国产影片相比,无论在编、导、演、摄 影、美术、制作等各方面都有明显提高。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们已经开始掌握艺术追求、教育作用和票房价值三者间的有机联系,初步找到电影 在自己民族土壤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同年岁末上映的《古井重波记》,也以其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和富有张力的银幕造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艺术上比较完整 的爱情片。

《孤儿救祖记》等片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国人兴办电影公司的兴趣。及至20年代中期,上海出现了一个民族资本竞相投资电影业的热潮。据1927年出版的《中 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全国共开设电影公司175家,而上海一地就有141家。由此,上海的影片产量也逐年直线上升。据1939年出版的《国 片年谱》载:1924年出品16部,1925年出品59部,1926年出品86部,到1929年越过百部大关,达111部。若以年产量计,当时中国一跃而 跻身于世界电影大国之列,是毫不逊色的。但从质量着眼,可谓良莠并乘。自1921~1931年的10年间,上海各电影公司共拍摄故事片650余部,其中不 少影片,或宣扬封建伦理,或渲染乱力怪神,既游离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也明显地带有那时社会的气息。然而,以郑正秋为代表的一部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上 海电影工作者,本着藉电影以改良社会、启迪民智的愿望,继《孤儿救祖记》之后,创作热情不减;少数新文艺工作者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以及梅雪俦、侯 曜、汪煦昌等,都先后以新的观念、新的姿态投入上海电影的创作和制片活动。以上两股力量,汇合在一起,摄制出一批具有进步意识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影片,如 《玉梨魂》、《盲孤女》、《一个小工人》、《爱情与黄金》、《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弃妇》、《不堪回首》、《难为了妹妹》、《玉洁冰清》等。这些影 片,尽管还存在着某些稚嫩或不足,但从历史的观点加以审视,却不失为中国早期电影的上乘之作,对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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