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此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相继诞生，并于同年7月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掀起波澜 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夏衍、钱杏邨(阿英)、石凌鹤、郑伯奇等不失时机地在他们创办的理论刊物《艺术》和《沙仑》上撰文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对电影的政治和 艺术的要求。鲁迅译介了日本左翼评论家岩崎昶的《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的部分章节，并在《译者后记》里着重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电影对东方国家进行文化渗 透的实质。同时，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刊出了“苏俄电影专号”，田汉还为此撰写了“卷头语”，首次在中国传播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论述。这一 切，都为嗣后开展起来的左翼电影运动奠定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一年，联华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公开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并于同年推出由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为 影坛注入一股清新空气。与此同时，有声电影已在西方问世并很快传入上海。上海电影以其敏捷的速率跟上世界电影发展的脚步，于1931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部 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稍后，中国最早的两部片上发音有声片《雨过天青》和《歌场春色》也在上海摄制完成并公映。有声电影的出现，丰富了电影艺术 的表现手段，提高了电影技术的整体水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和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空前激烈，要求电影“猛醒救国”，宣传抗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上海电影及时拍 摄一批表现抗日的新闻纪录片、动画片和故事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进步舆论的热情赞扬。这就意味着中国电影转轨的客观条件已臻成熟。 1932年秋，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受中共的派遣进入上海电影界。1933年3月，成立以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5人组成的党的电影小 组，由夏衍任组长。党的电影小组主要着手于三方面工作：一是分头到上海各主要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主任或顾问，掌握编剧大权；二是通过“影评小组”积极在上海 各主要报纸上开辟和占领电影副刊评论阵地；三是广泛联系、影响、团结、争取原有的一些进步的和暂时还处于中间状态的电影工作者，披荆斩棘，迎难而上，在上 海掀起了左翼电影运动。 1933年，左翼电影大量涌现。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狂流》、《女性的呐喊》、《脂粉市场》、《前程》、《春蚕》、《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盐 潮》、《上海二十四小时》、《时代的儿女》等。其中，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是左翼电影的发韧之作，被认为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与此同 时，还有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小玩意》，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的《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肉 搏》、《烈焰》等。此外，其他各大小影片公司的创作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汇成了左翼电影的洪流。 面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兴起，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电影的检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1933年11月12日发生了特务、暴徒捣毁艺华影业有限公司事 件；1934年1月，又有所谓“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散发“铲除电影赤化宣言”等事件发生；某些文人也趁机挤入影界，大肆鼓吹“软性电影”主张。针对这种 情况，左翼影人展开了“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的艰苦斗争。在剧本上，坚持不放弃编剧权，采取个人联系方式，或不署名，为电影公司和进步导演提供或 修改剧本；在影评上，除坚持原有阵地外，又想方设法开辟新的阵地；在制片上，及时改组成立由夏衍、田汉、司徒慧敏等直接领导的电通制片公司，拍摄了《桃李 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4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影片。与此同时，由于左翼影评人坚决击退了“软性电影”论者的进攻，维护了左翼电 影运动的基本方针和路线，从而使其他电影公司继续拍出一批进步影片。如《女儿经》、《到西北去》、《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生之哀 歌》等。其中，由吴永刚编导的《神女》以其凝重沉着的人文主题、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和民族大众的审美意识，成为30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片中饰演母亲 的女演员阮玲玉，也被誉为中国早期电影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之一。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以其悲愤而又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东海渔民的血泪史。影片上映后,创 当时卖座最高纪录,并应邀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展映,获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1935年“华北事件”和一二九运动后，随着人民抗日要求的不断高涨，左翼电影工作者及时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1936～1937年，明星公司 先后拍出《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优秀影片；联华公司拍出《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等力作；新成立 的新华影业公司也拍出《新桃花扇》、《狂欢之夜》、《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各具特色的作品。上述影片或注重暴露社会的腐朽与黑暗， 或表现反帝抗日的主题，较真切地体现了人民的意愿，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30年代在上海开展起来的左翼电影运动，扭转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使其纳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成为上海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通过 这一时期上海电影的创作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进步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风格，这一传统和风格对以后的抗战电影、战后进步电影乃至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 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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