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66年初，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诬陷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 线”，并把矛头首先指向电影。这时，上海电影的创作生产活动，包括故事片、科教片、美术片和译制片，都已停顿下来，“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纪要》不仅全面否定新中国17年摄制的影片，同时也否定新中国建设起来的电影队伍。上海首当其冲。《纪要》还把《创新独白》定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 毛泽东思想、反对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大毒草。1966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编者按进而指出：《创新独白》并非个人“独白”，而是“电影界黑帮分子”的 “合唱”，号召“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黑帮分子统统揪出来”。顷刻之间，“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主宰了整个上海电影系统。上海电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1966～1976年，上海电影系统许多职工受到批斗、毒打、抄家、隔离审查等迫害。首当其冲的是各级领导和主创人员。全系统104名文艺6级以上的高级 知识分子中，受严重迫害并准备打倒和清洗的有93人，占89%。受迫害致死的有32人，其中包括郑君里、应云卫、徐韬、顾而已、上官云珠、穆宏、邓楠、王 光彦等著名电影艺术家和张友良、孟君谋、许秉铎等著名电影事业家。 “文化大革命”不仅扼杀了上海的电影生产，同时也扼杀了上海的电影发行和放映。期间，除少数几部影片，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外，凡建国17年来的电影和外国电影一概不准上映。一时，影坛一片死寂。 1970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抽调部分青年创作人员，开始拍摄少量新闻纪录片和专题报道片。1972年，上影拍摄了舞剧样板戏电 影《白毛女》。之后，从1973年开始，逐步恢复故事片生产。自1973～1976年4年间，上海共摄制故事片15部(其中短片3部)，舞台戏曲片7部 (其中短片6部)。这些故事片、戏曲片，包括这一时期摄制的美术片，绝大多数受“三突出”模式的束缚，从内容到形式均无可取。唯1976年初拍摄完成的 《难忘的战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购粮队同暗藏敌特展开斗争的故事，上映后受到观众的欢迎，是这一时期仅有的较成功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后期，江青反革命集团还直接指挥上影拍摄所谓“触及时事”、写“走资派”的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和《千秋业》等。后两部影片未及出笼，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粉碎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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