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断的脊梁

         从高居庙堂的士大夫到山水间放浪形骸的隐逸者，从勇攀高峰的科技精英到为民请命的思想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然而，惨淡的境 况和天然的禀赋决定了他们注定就是命运多舛的群体，就象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在永无休止的轮回中一代又一代地为遥不可及的信念而赴汤蹈火。

         发生在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为这波谲云诡的悲剧平添了黯然神伤的一幕。

（一）

         建国伊始，百废待举。“知识分子”这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样令中共十分棘手。为了在这一问题上占得先机，赢得主动，1949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的政策。

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 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 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沿袭了他对知识分子的一贯立场，这种强势、高压的改造倾向和边缘化意识，也预示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坎坷悲戚的命运。

（二）

         是历史选择了素以冲锋陷阵而著称的北京大学，还是红色的北京大学又一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仅凭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或许无法窥测其中的壸奥，但马寅初上任之 后的一系列举措却毫无疑问地使北京大学成为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策源地，而马寅初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面旗帜。就是这样一位舍我其谁 的勇士，却也没能躲过后来的冲击。个中况味，岂是一言可尽？

         1951年6月1日，马寅初走马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就率先在北京大学开展了“暑期学习会”，组织职员进行了为期40天的集中学习。学习方法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马寅初

         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作为送给北京大学的见面礼，实在出人意料。就在大家困惑不解之际，8月1日，他披露了组织这次学习的初衷：“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 处，也是为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政府交给我们北京大学的任务，是做全国的模范”，“要建设新中国，北大要在大学中起模范作用，搞不好，对不起国 家。北大是首都的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想：北大的革命传统要保持下去，学生是进步的，教员跟着也要进步。你们怎么样？将来人一多，逼上梁山，你 就非进步不可”。所以，“我们要学习，使主观思想与客观条件相一致。不要时代进步了，你的思想停止着；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维持你现在的利益，不向前 进，是要落后的。坚持落后，就会变成反动，所以要学习，时代向前跑，你要跟着前进”。一言以蔽之，这次学习是为了“使主观思想与客观条件相一致”，适应时 代发展的要求。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寅初的行动一直得到了上层的关注。

         1951年9月3日，周恩来在和马寅初的谈话中，对他的做法表示赞同并予以鼓励。《周恩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 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 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

         9月7日，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书面汇报了这次学习情况。并进一步说：“北京大学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 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 （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10位教师。”

         9月9日，周恩来将马寅初的来信转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同时亦致函毛泽东，毛甚悦。9月11日即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 改造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阐释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 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 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 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发出了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令。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内部文件，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 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 迹”，切实加强党对学校和知识分子的领导。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文章《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12月 23日和24日，毛泽东还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

         至此，一场酝酿已久、精心策划的运动很快如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要彻底根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完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

（三）

         在这之前，早有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闻风而动，率先表态。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美学家朱光潜的文章《自我检讨》，这在学术 界中大概是最早的一篇。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人民日报》又相继推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自我检讨《我这一年》、《解放以来》两篇文章。1950年 1月22日《人民日报》和195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哲学家冯友兰的《一年学习的总结》、《< 新理学> 的自我检讨》。

         文艺界最早自我检讨的则是剧作家曹禺。1950年10月25日，他在《文艺报》第3卷第1期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很有代表性。就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的剖析，感受一下当时的境况吧。

曹禺

         曹禺首先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 光线中照一照”，暴露出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然后，他反躬自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他的答案是：“这是不尽然 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揭示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 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他进而认为《雷雨》是歪曲了生活的真实：“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 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 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论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灭亡。”他的作品不但没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反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他 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 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危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扩大蔓延到看过这个戏的千百次观众。最痛心的就在此。”

         《雷雨》一无是处，那么《日出》又如何呢？且看曹禺的剖析：“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罗列出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 会是该推翻的。……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我没有挖。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 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模糊的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 只有任它们依旧猖狂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

         最后，曹禺解剖了滋生“创作思想的脓疮”的“阶级”根源：“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 ’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严厉地谴责自己，认为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 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

         曹禺不愧是剧作家，就连自我解剖和检讨也颇多戏剧色彩。从艺术角度来讲，《日出》和《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无疑是抗鼎之作。即便如此，曹禺竟然也这样心甘情愿作活靶子，毫无原则地自我作践，实在匪夷所思。

（四）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

         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向整个知识界蔓延开来。由于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政府进一 步要求结合现实，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就这样，那些有过欧美留学背景和曾经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 识分子就成为了改造重点。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挖掘自己内心的“反动思想”。而这些自我检讨千篇一律，都是曹禺的“三 段式”的翻版：挖掘“旧我”的思想根源——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就让我们看一看一些学者的交待和检讨吧：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中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因为曾经在密立根（Robert A. Milikan）的帮助下赴美从事过飞机发射鱼雷问题的研究，自然罪莫大焉。被迫在《光明日报》上历数自己的“罪恶”，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 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并说他这个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这还 不够，还要加上一段这样的文字才能过关：“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 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著名桥梁专家、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先生在《我的检讨》中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 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 得名”。“自己存在知识分子的两大特性：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并且指出自己的13大毛病：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 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雇佣观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在肯定了茅深刻反省的精神后指出，他给自己加这 么多帽子，本身就说明他没有认清洗澡运动的重大意义，没有挖出自己的思想根源，没有认清自己的真正面目。

         茅在学习后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又写了一篇《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这才过关。在这篇检讨中，他认识到自己根本不配说什么“主义”，就是严格三十年如一日一心追逐个人名位，除了修一座桥以外什么好事都没做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的工具”。

         日本占领时期堪称硬汉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二十三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 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太上皇’。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贻误了多少青年弟子，还自以为‘超阶级’、 ‘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毒狠的。后面操持着的 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

         老莱丑化自己娱亲孝母，是大孝。我们这些深孚众望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为了求得一己的平安，不得不罔顾尊严地自我丑化，斯文扫地地乞怜哀求，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社会的悲剧。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面对高压的孱弱和怯懦，对强权毫无原则的服膺和屈伏，实在不是这个群体应有的气质。气节的丧失和灵魂的沦落，也为他们日后更大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当时报纸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报道

         以下是我收集到的知识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检讨题目。单是这些了无血性的题目，就是一份发人深省、教人反思的好教材！

张东荪

         就在众人含垢忍辱苟且偷安之际，不肯违心就范的张东荪却以凄惨的生命彰显了理性的价值和道德的力量。

         “（张东荪）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敌伪时期，他坐过日寇的监狱，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负责人，为和平 民主不懈奋斗，无怨无悔。因此，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即便如此，对新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一边倒的做法，张东荪颇不以为然：“中国今后要 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这样的政治态度，自然要招致厄运。

         1952年4月21日，再也按捺不住胸中怒火的毛泽东终于向张东荪开火了：“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 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在毛的眼中，张东荪已经被排除在“可以过关”之列，俨然与敌特分子无异。

         1952年8月7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其间，梁为张东荪之事向毛泽东求情：“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 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 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 理。”毛泽东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 会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

         毛的这番话，等于对张东荪做了宣判。

         在燕京大学，他被指为“一贯反共”、“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而受到猛烈批判，这之后便销声匿迹。赳赳爱国志士、一代学术泰斗竟落得个这样潦倒困顿，令人扼腕。

         晚年的张东荪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来抒发对人生的感慨：“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书生谋国直堪笑”，张东荪这凄然的一笑，笑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莫名的压抑和悲哀，笑出了他们空怀凌云之志却报国无门的无奈。

         发生在共和国初肇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洗澡”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清洗和灌输，使他们在丧失尊严和操守的窘迫下，作出了违背良知和道 德的承诺。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他们高昂的头颅被压低，坚挺的脊梁被折断，高贵的精神被矮化，只能用匍匐的血肉之躯发出微弱的呻吟。而这之后的一系列运 动，又以雷霆万钧的威慑力，不断强化和积累着知识阶层的恐惧。在这张密密织就的巨网下，人人如惊弓之鸟，不寒而栗，谁都无可逭逃！

         对于这一事件的大多数亲历者而言，惨痛的记忆已经随着生命的枯竭而凝固。如果曾经的屈辱能唤起理性的成长，能唤起日渐式微的规则和秩序，那么他们的牺牲和付出便可逾越个体之痛而升华为整个社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