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6 1970年4月24日，纽约广场大酒店。一个名叫黄文雄的台湾男子一枪擦过了来美访问的蒋经国的头顶。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就遇刺发表感言，蒋经国 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 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但是很显然，这一意外的“424枪击事件”，是蒋经国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险之一，也令他终身难忘。多年以后，蒋经国还会 对周围的亲随喃喃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这件事无疑深深刺激了天性敏感的蒋经国。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后通过竞选成为韩国第二任总统。在其统治的18年里，韩国国民收入总值增加4倍，国家产品出口率增加了50倍。1972年，在 遭到反对党的尖锐批评后朴正熙宣布审查法令，取消国会和所有政党。此事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1973年底, 反对党、大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 要求还政于民。1974年, 当朴正熙与夫人陆英习在观看表演时遭枪击。朴虽幸免，但夫人当场毙命。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终被暗杀。 朴正熙完全是独裁体制下必然的牺牲品，对一个独裁者来说，他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荣誉。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 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 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这段话体现了蒋经国从一名政客艰难跨越到一位政治家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历史强人，无论他曾经怎样玩弄权力于股掌之 间，无论他曾经怎样对人民实行过高压统治，但只要他能够认清历史的走向，顺应民心把握机遇，果断地带领他的党推动革新，最终把权利还给人民，那么他就是一 个伟大的人，一个超越自我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蒋经国为中国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亲手推翻苏联专制帝国之后，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显赫的权力，但内心却得到了宁静。他对记者讲到：“政客沉迷于争权，但政治家并非如此。”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跨越了从帝国到国家、从政客到政治家之间“惊险的一跳”。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早就撕下了政治的画皮。对政治赌徒来说，不存在什么原则和道德传统，唯一的法则就是阴谋和不择手段的权力争夺。这与中国传统的成 王败寇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和不正义的事物。这与哈维尔的说法正好相反，哈维尔曾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蒋氏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蒋介石以独裁者 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可能步其父之后尘，他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厚黑 传统的酱缸中国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 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说：“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 要适合国情。”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 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 “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而理性，世所罕见。 |
手机版|小黑屋|BC Morning Website ( Best Deal Inc. 001 )
GMT-8, 2026-4-10 02:09 , Processed in 0.024831 second(s), 17 queries .
Supported by Weloment Group X3.5
© 2008-2026 Best Deal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