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并遭残酷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中国网民“上善若水”所撰《说说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博文，披露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领导人对刘少奇案的批示。其中周恩来的批示为：“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1968年9月，专案组将刘少奇1925年、1927年、1929年三段历史问题写成三个材料，作为三个单件上报。9月15日，公安部长、专案组副组长谢富治在向江青转报的材料上写道：“刘贼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三次被捕叛变、叛卖活动罪行，我们先把这些罪证(物证、人证)搞了个党政机关出来，请你审阅后再定。还有三个问题的罪证和综合报告初稿正在写，准备在九月廿五日以前搞出来。”9月16日，江青审阅了这三份“罪证材料”后批道：  周恩来(左)与刘少奇握手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江青在将“罪证材料”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写道：“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1] 9月17日，康生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表了态，他在信中将刘少奇称为“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他写道：“从各种材料看，他早在1925-1927年，就使用阴险、狡猾两面派的特务手段，来破坏革命。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是很早就受过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是否他在晏阳初的学校里就受过特务教育?”他还主动做了自我评：“1931-1932年在上海就职工运动工作，我写文章批评过刘贼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他在职工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并作过尖锐的斗争。但由于自己的阶级觉悟不高，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差，我又错误的对此作过检讨，应引为教训。” 9月25日，陈伯达对三份“罪证材料”批写着：“我对罪大恶极的刘贼，同样有强烈的革命义愤，并向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对刘贼及其一伙叛徒特务进行不妥协斗争的江青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2] 主流及广为宣传的看法认为，在刘少奇专案问题上，周恩来显然是与江青、康生不同的。江、康对刘，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周对刘，则心存恻隐。在审议刘少奇专案时，周恩来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派”，并告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要改你们改。”[3]与毛泽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尤其是在刘少奇专案这样一个关乎文革全局的大事上，周恩来当然不可能违背毛泽东的意愿。1977年，邓颖超对英籍作家韩素英说：“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4]这些内容都是外围人员的猜想、猜测，并无旁证及时间、证人，更不是历史记录，也不是办案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当时迎合批斗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的篡改历史，是不可信的。实际情况是，周恩来作为专案组组长一直领导着刘少奇专案工作及亲自参与报告起草工作，在看完江青等人的批示意见后及时批写了报告材料。 9月25日，周恩来在“罪证材料”上批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5] 周恩来还于当天起草了由他本人并后来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证材料”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6] 9月29日，林彪看过三份“罪证材料”后向秘书口授了几条意见，肯定了江青指导专案工作的成绩和对刘少奇的定性，他说：“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专案工作卓有成效。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毛泽东(包括周恩来，甚至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对刘少奇的案子非常慎重的，他们并不完全相信一些人对刘少奇的无端夸张的指控，指导他们要慎重对待历史和当事人，不可冤枉人，要经得起历史。他在当年5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7]但毛泽东显然是同意如此给刘少奇定案的。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就说过：“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到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7月下旬左右，刘少奇的“罪行”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全面认可。[8]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案子非常关注与慎重，周恩来、江青等也及时请示汇报，因此，毛泽东对这送来报告材料没有再批示明确的文字意见，只是圈阅。 专案组以三个材料为基础，由周恩来组织改写成综合报告。最后形成的综合报告是经由张春桥修改定稿的。10月19日，这份文件于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定稿通过，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 在全会的后半段，讨论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最后说：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审查报告》的正文共有三部分，标题分别是：“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9] 全会在通过《审查报告》时，仅陈少敏一人对刘少奇冤案表示不同意。陈少敏是1928年入党的，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中央高层中，那些更了解情况、更有发言权的人纷纷举手表示同意时，她坚持没有举手。《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简报》中反映了陈少敏当时的情况。 10月22日印发的第四组《小组简报》载：“康生同志对陈少敏同志说，刘少奇有那么一套，吹捧你们女同志。他过去吹捧过叛徒章蕴、钱瑛，也捧你。这点你要注意。昨天大家讨论刘少奇的问题，你睡觉，如果身体不好，可以告假嘛!大家对刘少奇那样的义愤，你自己一点义愤没有，这算什么共产党?”10月23日《小组简报》记载：“陈少敏同志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示态度。她今天在会上作了一个很不像样的检查：‘跟着’刘少奇‘犯错误的，执行他的路线的人，应该解放了’。”这天的简报中还说，一些人在小组会上对陈少敏展开了严肃批评，说她敌我不分，不同刘少奇划清界限。10月24日的《小组简报》中说：“小组同志对陈少敏同志今天发言东拉西扯，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落后到惊人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政治觉悟也比她高得多。” 注释：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47-248页 [2]黄峥：《刘少奇研究》，第22.3-224页 [3]汪东兴谈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陷害刘少奇的问题，1980年7月2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49页 [4]韩素英：《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载自《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5页。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50页 [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50-251页 [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50页 [7]黄峥：《刘少奇研究》，第224页。 [8] 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第1536页 [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224-227页 [10]黄峥：《刘少奇研究》，第226-22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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